張觀富

1921年張觀富在沙螺洞張屋村出生，家族是新界大埔客籍原居民，沙螺洞開村至今已有300餘年。父親張凡(按: 譯音)是礦務工程師，先後娶妻2名，第二位妻子是普通農婦，生子5名，張觀富是幼子。早年沙螺洞村民生活困難，父親沒有機會讀書，童年出埠打工，在澳洲附近的某小島做礦工，跟隨洋人學習礦務，並習得良好英語。回港後從事礦業，在行內薄有名氣，號稱「華人礦務司」，曾被來港的洋人聘用，在蓮麻坑和城門水塘附近的蓮花山採礦。

張觀富幼時在村民開辦的沙螺洞小學讀書，讀過古文、漢文、社會、歷史等科，古文是四年級開始教授。學校採用新式課本，但由舊式八股先生執教，經常體罰學生。張觀富讀小五時，父親在蓮花山工作，他自行離校跟隨父親開礦。父親希望他繼續學業，送他到尖沙嘴學習英文。父親因長年在地底工作，染上肺積塵之病，在蓮花山採礦時去世，享年60歲，當時張觀富年僅17歲。因父逝無法在尖沙咀維持學業，張觀富返回沙螺洞。沙螺洞小學的張爾芬(按: 譯音)老師喜歡張觀富，邀請他來校補習，並擔任小學助教。他跟從張老師學習的兩年，古文知識大幅增進。

張觀富19歲結婚，婚後不久日軍攻港。1941年底香港淪陷後，沙螺洞村民生活困苦，日軍經常入村掃蕩，嚴刑審問村民游擊隊的下落。張觀富是家中幼子，不用負擔家務，童年只懂嬉戲，缺乏謀生技能。家人有感丁口眾多，要求已婚的張觀富分家。1943年張觀富加入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沙頭角中隊，入隊時先往內地受訓，其後返回新界出任民運員，聯絡村民，宣傳游擊隊的工作。和平後港九大隊解散，他沒有跟隨東江縱隊北上，繼續留港生活。

1941年底日軍進攻香港，向港九市區進發的日軍騎兵曾路經沙螺洞，但沒有滋擾村民。英軍投降後，新界治安混亂，沙螺洞匪患嚴重。土匪大多從內地進入新界，配備駁殼和左輪手槍等武器，港英政府嚴禁民間私藏武器，沙螺洞村民只有生銹刀具，無力抵抗。張觀富憶述土匪3次入村洗劫，第一次搶走雞鴨等家畜；第二次匪幫30餘人，掠奪各種糧食；第三次甚至搶走棉胎。本來沙螺洞農地少，洗劫後民食更顯匱乏，村民靠蕃薯、山薯和土茯苓充飢。日軍當局接管香港後，着力清剿新界活動的游擊隊，每接獲漢奸關於游擊隊在沙螺洞出沒的線報後，即遣數十人的大隊在天亮時入村搜索，約1至2個月掃蕩一次。

日軍入村後將男女村民分開，專門禁錮年輕男子，集中到某間村屋，盤問他們游擊隊的下落。由於沒有通譯在場，雙方語言不通，日兵在毆打和掌摑村民後，只好隨便抓數人，帶到河邊施以灌水之酷刑，部份則送往粉嶺的日軍總部「吊飛機」(受刑者雙手反綑吊於半空)。張觀富曾被禁錮數小時，但只被掌摑和毆打，幸未受灌水之刑。張屋村某村民因在閣樓橫樑寫上粉筆字，被日軍拘捕和毆打，未幾因內傷過重致死。李屋村某10多歲少年在日軍面前奔跑嬉戲，被誤為逃走而射殺。日軍在村逼留數小時，即日撤回，不派人留守。因其任務乃抓拿游擊隊，只針對年輕男子，沒有調戲婦女。沙螺洞青年為逃避日軍酷刑，只好晚上夜宿偏遠荒野，遠至平山仔山頭。

沙螺洞由張屋、李屋和平山仔3條村組成，張屋和李屋相鄰，平山仔位置則較偏遠，從張屋出發前往，要翻過一個山頭才到達。張屋有80戶人口，全部姓張；李屋的村民分3組聚居，其中兩組有10餘戶人口，另一組只有數戶，全部姓李；平山仔是雜姓村，戶數最多，張、鄭兩姓各有10餘戶，是村內的大姓。張觀富年輕時，沙螺洞村民生活清苦，大多務農，但農地不足，村民只能靠山食山，在荒野砍柴，採挖山薯和土茯苓維生。當年不少村民「賣豬仔」，赴海外做契約勞工。外出謀生的子弟回村招募鄉民，簽署為期2、3年的合約，乘大輪船到瑙魯等偏遠孤島做苦工，合約期滿即返港。日治時期村民害怕日軍，加上在市區缺乏謀生技能，只好長期留守家中。新界原居民在港有屋有地，日治時沒有前往內地，有人選擇替日本人工作，充當憲查或漢奸，但大多沒有好下場，不少漢奸被游擊隊殺害。 

香港淪陷後不久，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沙頭角中隊派遣一名女民運員開赴沙螺洞，向村民宣傳游擊隊的抗戰工作，並招募村中青年組織隸屬於游擊隊的民兵，入伍者可選擇留駐村中，或前往游擊隊在內地的基地受訓。淪陷前後沙螺洞形勢混亂，土匪多次入村洗劫，起初村民不知民運員的身份，經解釋才逐漸了解游擊隊。張觀富與家人生活困難，飽嘗日軍統治的苦果，又不希望整天在家無所事事，了解到游擊隊救國，本質不壞，最終在1943年加入沙頭角中隊。他承認參軍是環境所迫，屬於一條生存出路；又感慨當年生命賤如螻蟻，無瑕考慮人身安危。張屋和李屋各有數名年輕人參軍，張觀富與同村兄弟一同出發，在烏蛟騰與部隊會合後，乘木船往大鵬灣的游擊隊基地受訓。

基地約有百多名男女受訓者，分成多個小組，每組8至10人，各有一名小隊長，組員共同起居。基地的領導是東江縱隊大隊長王作堯，定期向隊員訓話。男女隊員分工清晰，女隊員大多做服務員和衛生員，只有男隊員參與戰鬥。參軍者大多讀書不多，張觀富的學歷較高，出任民運員的工作。民運員負責向村民宣傳游擊隊的好處，組織鄉村識字班，並兼顧通訊站的文書工作。民運員的學歷和口才要求高，張觀富認為口才乃與生俱來，後天難以培訓。他自覺口才普通，僅勉強應付宣傳工作；但文筆不俗，足以勝任撰寫宣傳文字和閱讀信件。張觀富在基地受訓約6個月，學習燒槍、步操，接受上級的人品觀察，曾赴基地附近的村落自編自演白話劇，向村民宣傳抗戰。受訓期間上級並未交代民運工作的內容和手法，民運員要自行策劃宣傳方針。張觀富認為訓練嚴格，令他學到不少技能。受訓結束後張觀富升為「政治戰士」(軍階類似「排長」)，以沙螺洞和鳳園為工作範圍，組織識字班和管理通訊站，集中教育村內青年男丁。

張觀富在東江縱隊基地完成訓練後，返回沙螺洞工作，負責向村民宣傳游擊隊、處理通訊站的文件和組織村民識字班。識字班每天早上9點至12點上課，村民可自由報名參加，學生主要是男青年，亦有少數女青年，都是張觀富的同輩親屬。每班約8至10名學生，人數不定。游擊隊沒有提供教學指引，民運員自行設計識字班課程。村中青年不少是文盲，張觀富教學生讀寫「爸」、「媽」等簡單漢字。他自行釘裝寫字簿，逐本寫上漢字，分發學生模寫，定期默書。中午12點學生用膳，飯後張觀富與學生遊戲和聊天，有時應村民要求，組織白話劇演出。

張觀富與學生談抗戰形勢，以事實講述日軍的殘暴、抗戰的必要，只談自己知識範圍以內的事。他參軍前只是一名普通的新界鄉民，對國家大事所知有限，不敢信口雌黃。參加識字班的青年主要為了讀書，張觀富循序漸進地與他們建立交情，強調游擊隊對村民的好處，並坦誠交代個人背景，他希望以青年人媒介，令年長一輩的村民認識游擊隊。由於交情未夠深入，師生鮮有談及家事。經過長期的相處，張觀富得到青年的尊重，間接令村民認同游擊隊。沙螺洞只有張觀富一名民運員，但上級間中派同志入村聯絡，同時向村民查詢民運員的表現，但大隊派來的同志不向村民宣傳。後來鳳園的民運員離開，張觀富奉命兼管鳳園的識字班，該班只有男青年上課。

張觀富在沙螺洞組織識字班時，日軍間中入村掃蕩，但相比香港淪陷後初年，入村次數已減少。為逃避日軍的搜捕，他晚間在山頭露宿。村民熟知游擊隊員身份，沙螺洞村曾有一名內鬼，與某名參與游擊隊的同鄉兄弟素有積怨，他向日本人告發兄弟，最終內鬼被游擊隊逮捕。游擊隊的短槍隊有時白天入村，與村民聯絡聊天，晚間行蹤不明。短槍隊出沒無常，入村與否視乎行動的風險。當年有些新界原居民替日本人工作，出任區長、通譯等職務，但大多沒有好下場，不少人被游擊隊擊斃，例如某位姓馬的區長和沙頭角的林通譯。張觀富認為當時的新界農村由日軍和游擊隊兩大勢力控制，村民必須小心抉擇政治取向，否則行差踏錯時性命不保。 

張觀富擔任游擊隊民運員沒有工資，只獲供應早晚兩餐。每天他與沙螺洞的民兵共進早飯，然後講授識字班。下午轉移鳳園開識字班，與鳳園民兵共用晚膳，晚飯後返回沙螺洞。張觀富強調參軍不為名利，只求生存，要確保自己和家人的温飽。家人不反對他入伍，因參軍後家中少一人食飯，有助改善糧食供應。他出任民運工作後，家人的伙食略有改善，保證兩餐有靠。張觀富白天教授識字班和管理通訊站，利用一間荒廢的民房作課室和通訊站，外人難以發現有異常情況。為逃避日軍清晨的掃蕩，張觀富與隊員晚上露宿山頭，最困難的是冬天下雨時，隊員的棉胎濕透，合3人之力仍無法抬起。

張家上下和沙螺洞全村都知道他是游擊隊員，他認為民運員不能向村民保密身份，否則無法得其信任，宣傳工作難以開展。沙螺洞沒有村民替日本人工作，張觀富亦不擔心村中有內鬼。游擊隊情報工作佳，容易從行蹤察覺內鬼的身份，進而拘捕和擊殺。新界原居民雖有人做憲查，替日本人服務，但亦只求三餐温飽。憲查身穿制服，無法隱藏身份，不敢苛待村民、告發游擊隊行蹤，避免成為游擊隊的攻擊目標。張觀富感慨日治時期村民生活賤如螻蟻，在土匪、日軍和游擊隊面前，手無寸鐵，任由宰割。

和平後新界鄉民生活困頓，不少人應徵入伍，出任警察、炮兵、消防員等政府紀律部隊。1946年張觀富加入警隊，時年25歲，編號「938」。學堂受訓完畢後，駐守港島半山醫院道的八號差館，出任行咇(巡邏)的警員。後來調往中環石板街的中央警署(大館)，不久轉任內勤工作。張觀富有感警局工作收入低，且往返市區和沙螺洞的交通費高昂，請求大館的督察長調他往新界執勤，未幾奉調落馬洲警局。1947/1948年新界警司創立鄉村巡邏隊，俗稱「穿山甲」，英文簡稱「VPP」，警司考慮張觀富是新界客籍原居民，邀請加入穿山甲隊伍，率領4人之小隊，巡視村落，聯絡村民，替他們向政府部門申請修橋築路之事。穿山甲屬警方的特別隊，每週工作4天、休息3天，隊員自理裝備，不往警局領取槍械。出任穿山甲後，張觀富升為警目，官階俗稱「兩劃」或「兩柴」，2、3年後再升為警長，官階是「三劃」或「三柴」。

數年後新界警司轉任偵輯署長，新任者更換穿山甲成員，張觀富改任普通警員，先後駐守大埔、上水、落馬洲、沙頭角、打鼓嶺、元朗等警局，返回內勤工作，直至1969年退休。其後張觀富偷渡赴荷蘭謀生，在阿姆斯特丹落腳，由於缺乏技能和知識，難覓工作。惟幸他當穿山甲時，與不少鄉民建立交情，一位移民荷蘭的鄉民認識張觀富，請他看管賭檔。張觀富曾讀書識字，負責紀錄賭檔老闆的說話。他在荷蘭沒有合法居留權，當地警員揭發後，曾被拘捕3次，多番求情無果後，最終在第三次拘捕後離荷返港，在荷蘭居留共3年。

和平後張觀富加入警隊，隨後警隊在新界組織鄉村巡邏隊(VPP，通稱「穿山甲」)，張觀富出任首位隊長。穿山甲是警隊的特別隊，直隸於大埔理民府辦公的新界警司，每出勤3天休息1天，每次由新界警司編定出更地點，隊員隨機決定執行任務的方法，警司沒有明確指引，例如可與村民打麻將，藉此建立關係。穿山甲在個別鄉村停留時間，以及出沒次數不固定，一切聽從警司調遣。隊員必屬新界客家原居民，客家人在新界有語言優勢，具備廣泛的親屬網絡，熟悉鄉村地理。張觀富領導4名隊員，全部由他挑選。穿山甲管轄新界和大嶼山，出勤地點遠及落馬洲、龍鼓灘等地，間中亦到市區執勤。戰後初期香港居民對警隊印象不佳，尤以市區為甚。張觀富感嘆大眾不了解警員的苦衷。新界村民對警員陌生，不討厭亦不歡迎，一般認為鄉村毋須警察。

穿山甲有正式制服，但亦可便裝出更，由隊員自行決定。穿山甲主要職責是巡察鄉村，與村民聯絡交情；向上級傳達村民的訴求，例如修築水壩(客語稱「陂頭」)；或向村民通報消息，例如知會他們到嘉道理農場領取紅毛泥。張觀富初次進村時，向村民自報父母身份，俗稱「撻朵」，利用親情、鄉情打交道。他父母俱為新界原居民，親友遍佈多條村落，穿山甲成功與村民建立良好關係。當年穿山甲撰寫的報告上呈新界警司，鄉村如有違法之事，由警司發出告票，交分區警署派員執法。張觀富對鄉村聚賭和吸鴉片之事寬容，減輕分區警署的工作量，以免引起分區署長的不滿。

新界客民透過通婚，在新界形成廣泛的親屬網絡。張觀富初任警隊穿山甲(鄉村巡邏隊)時，村民不知其背景，冷漠待之；他與村民結交時，每每報以家世，成功以親情打動村民。新界鄉村設有自衛隊，由全村挑選品性良善的青年出任。穿山甲向自衛隊供應槍枝，雙方打成一片。張觀富亦向村長收集人口資料，了解村居就業、出洋的情況。同時，穿山甲向鄉民發報消息，如透過村長知會偏遠村落的村民，到嘉道理農場領雞苗和菜苗。在近海村落巡察時，張觀富向村長查問偷渡之事，收集情報後，再知會同僚查截運送內地非法入境者的木船。但同時村民庇護蛇頭，向他們通報穿山甲的出沒，令警隊一無所獲。

張觀富在全新界出更，他認為各村的環境相近，本地和客家村落的分別亦不大。戰後有內地移民在新界定居，主要在交通便利、姓氏繁多的原居民村落旁建屋。張觀富認為新舊村民相處融洽，移民自知外僑的身份，鮮與原居民爭權，村中大事仍由原居民決奪。穿山甲處理的鄉村糾紛大多只涉及原居民，常見的事有耕牛過界食草、村民私人恩怨等。有時村民打架要由穿山甲出面調停，張觀富聯絡涉事村落的村長，因他獲村長的敬重，大多和平息事。新界居民鮮有土地劃界的紛爭，因地政署對各村的田地、屋地已有清晰界定，編定屋段、地段號碼，繪畫準確的圖則，向持有人發出執照。但村民平日只靠長輩口傳地界範圍，罕有查看執照。張觀富最初亦不悉家族的準確轄地範圍，直至出售沙螺洞的土地之時，才查閱地段執照。

警隊穿山甲(鄉村巡邏隊)的出更地點由警司編排，張觀富主要在新界活動，遇有剿匪之事，才赴大嶼山執勤。1950年代流浮山、龍鼓灘、稔灣、白泥一帶匪患嚴重，匪幫大多來自內地，以10多人一夥出沒。張觀富認為剿匪的艱險程度，與他出任游擊隊民運員時相比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游擊隊民運員遇敵即避，不用與日軍正面交火；警隊對付東躲西竄的匪幫，要時刻保持戒備，且匪徒火力強勁，全部配備駁殼和左輪等槍械。參與剿匪的警力不限於穿山甲，但穿山甲必須出勤，更期到即可退出行動，由其他同僚輪班接替。穿山甲可自由燒槍，子彈數不受限制，閒時漁獵亦可開槍，故練成一手好槍法。張觀富的子彈在大埔警署配給，他不用解釋開槍原因，一律由上司出面匯報。

遇上新界鄉村的醮期，穿山甲務必出勤，到場維持秩序。青山腳醮會規模大，期間常有青年因搶炮而打架之事。穿山甲更期不固定，即使與部份村長相熟，亦鮮有獲對方邀請出席喜慶之事。隊員在村過夜時，一般睡在村中空置的房屋，否則要在祠堂鋪禾稈草而睡。祠堂環境惡劣，甚至有因日久失修而發霉。穿山甲如與該村的民眾關係良好，冬天時可獲贈棉胎禦寒。張觀富離開穿山甲時，隊伍已由1隊擴充至4隊，新增3隊的隊目均由第一隊的隊員出任，職級升至「二柴」，其餘一隊由張觀富帶領。後來因上司調職，張觀富亦被調離穿山甲，返回邊境的差館執勤。

張觀富在東江縱隊基地受訓後，在沙螺洞擔任民運工作，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。和平後東江縱隊離港北撤，港九大隊解散，隊員可自行抉譯北上，或脫隊留港。張觀富已有妻女，不便離港。1946年他考入警隊，成為香港首名沙螺洞出身的警員。和平後香港百業肅條，客家村落農地不足，新界客籍青年失業嚴重，構成嚴重的治安問題。香港政府為安定人心，鼓勵客籍青年投考警察、消防、炮兵(俗稱「炮兵」)等紀律部隊。當時沙螺洞有數名村民做炮兵和消防員。警隊打破不招客家原居民的慣例，派出一位客籍幫辦，到新界招募警察學員。投考者要通過的語言測試，由警館師爺以本地話(粵語)讀出一篇剪報，報考者默寫文句。戰前客籍青年只接受客語教育，本地話大多不靈光，不少人因此名落孫山，難在市區求職。張觀富曾在尖沙咀讀書，又接受過小學老師的私人補習，順利通過語言測試。對未能投考紀律部隊的客籍青年，政府鼓勵他們移居英國，申請移民的手續簡單。張觀富認為鼓勵入伍和移民是英國人的政治手段，以便解決新界客家村落的治安問題。 

戰前已有不少新界居民遷移海外，主要分佈在英國。戰後初年本地工業未興，新界失業問題嚴重，政府大量招攬新界青年加入警察、消防、炮兵等紀律部隊。對因語言不通而無法入伍的客籍居民，政府則鼓勵他們出洋謀生。當年申請出國容易，申請者只需手持海外親友的擔保信，到理民府辦理簡便手續即可。張觀富認為鼓吹入伍和出洋是政府高層的政治手腕。

張觀富女兒在1970年前已赴荷蘭謀生。她是沒有居留權的黑市居民，在華人開辦的餐館任職樓面。張觀富隨後以旅客身份出國，取道入境規限寬鬆的法國，循陸路經法國偷渡入荷蘭。這是當年赴荷者常用的入境辦法。在荷華人來自中國、香港和新加坡等地，主要在「唐人街」經營賭館和餐館，部份有居留權。張觀富抵阿姆斯特丹後，因已步入50歲的暮年，加上長年當差，缺少謀生技能，覓工困難。新界鄉親介紹他到賭館出任「巡場」，管理麻將枱抽水等事。他自言幸運，入職後有不少新加坡人光顧，賭館營利理想。後來為增加收入，他更主持字花檔和番攤。賭館負責人發現張觀富書法漂亮，請他出任自己的私人秘書，撰寫賭館文書。張觀富再經負責人的轉介，接獲草擬商業合同、入口香港影片的差事。居荷期間他同時兼顧多份差事，勞碌工作。

荷蘭警察對黑市居留執法寬鬆，不少賭館負責人擅於疏通荷警，加上賭館積貯槍械，警察不隨便干涉。張觀富曾被荷警盤查3次，首兩次得女兒和同事幫忙說情，荷警又念及他是警界同行，沒有要求他即時離境。直至第三次查問，警察見張觀富仍在荷居留，決意要求請立即離國。張觀富無奈照辦，乘搭航班返港，前後在荷居留3年。

和平初期大量新界客民失業，不少選擇赴歐謀生，在英、荷等國打工，當中不少赴荷者沒有居留權，以黑市居民身份工作。戰前沙螺洞已有不少居民出洋，戰後不少鄉民生計無靠，選擇赴歐投靠親友，在英國經營俗稱「薯仔室」的小型餐館，專做外賣生意。戰後初期沙螺洞青年主要出路是出洋或入伍，鮮有出市區打工。張觀富認為對沙螺洞的村民而言，外國的謀生環境較市區理想，例如英國的租金低廉，有利小本經營。出洋的新界居民大多沒有落地生根之想法，計劃賺夠錢便回鄉，一般50、60歲回港安老。英國的社會福利完善，新界居民回流後，仍繼續持有英國居留權，每隔半年赴英，到相關部門蓋章，辦理居留權的續期。

張觀富女兒在華人開辦的餐館工作，荷蘭警方執法不嚴，女兒不曾被捕。後來她嫁與一名擁有居留權的華人，在荷蘭開枝散葉，平日只間中回港探親。張觀富隨後亦赴荷謀生。早前他在香港警隊的「穿山甲」任職時，認識坪洋的村長和鄉民。在荷蘭初期張觀富覓工無着，後獲已赴荷謀生的坪洋村長介紹，在阿姆斯特丹的賭館任職巡場。數年後張觀富返港，獲當差的沙螺洞子弟介紹，到沙螺洞發展有限公司工作，協助財團收購沙螺洞村。當時香港已有大量新界客籍青年當差，警隊的客家班擴編至近2000人。

沙螺洞由張屋、李屋和坪山仔三村組成，建村年代已不可考。張觀富聽聞老人口述傳說，約300年前某婦攜三子到沙螺洞開發。早期沙螺洞的村長由村民推選，任期不限。現時定期舉辦村長選舉，定制4年一任，村長純屬義務性質，沒有薪酬。新界村長大多由男性出任，張觀富任職鄉村巡邏隊(穿山甲)時，只見過一名女村長，來自西貢黃竹洋。沙螺洞位處深山，交通不便，謀生困難，沒有外僑居住，戰後只有一位外姓人在村中定居。

沙螺洞農地少，村民在旱田插秧種禾，高地種蕃薯、豆角、菜心等疏菜。同時在山上砍柴，用作燃料售賣。沙螺洞農業產量低，農產品主要留作自用，只有少量剩餘農作物，送往大埔墟出售。張觀富年輕時，沙螺洞不通馬路，村民要挑貨走路往大埔墟。後來馬路開通，定期有鄉村車運貨出村。大埔墟富善街有市集名「車坪」，村民在此販賣疏菜和柴枝，買家大多是店舖伙頭，只有少數住戶。沙螺洞人普遍養豬，村民在車坪買薯苗作飼料。

沙螺洞地處偏辟，閒時村民鮮有出村，大多在村中閒屋(沒有人居住的屋)聚集，與同族子弟閒談，村中如有大事，消息快速散播。沙螺洞人口少，沒有打醮、演戲之習俗。春節是最熱鬧的節日，各戶製作米通、茶果和糖果。村民在祠堂拜神，添男丁之戶在此掛燈，但一般不設宴席，亦沒有分豬肉的傳統。

早期沙螺洞居民普遍盲婚啞嫁，青年透過媒人娶妻，主要與鄰近的村落通婚。媒人替待婚男女安排相親，雙方由年紀稍大的同輩親屬陪同，如認為對方是合適對象，即可擇日行禮。鄉村男女不用拍拖，有時甚至在婚禮上才首次見面。有些家庭為男丁找童養媳，待成年後方正式成婚。農村流行嫁雞隨雞的觀念，鮮有離婚之事。

張觀富約19歲結婚，妻子是沙角頭禾坑村民，兩人由媒人介紹相親，張觀富由多位兄長和阿嫂陪同，其妻則由母親、姨媽和阿嫂陪同。兩人擇偶時考慮對方的樣貌、長相和性情，由隨行的親屬提供意見。夫妻當年滿意相親後，媒人即時擇日和定聘。禾坑與沙螺洞相距兩堂路(編按: 一堂約等於十里)，步行需時2小時。婚禮當天妻子坐單車尾過門，當時不流行坐花轎。張觀富結婚時，正是父親離世後2、3年，家境清貧，只由母親作主，舉行簡單婚禮。婚禮形式主要取決於男家的經濟能力，有錢人家花轎娶妻，連續擺酒數天。窮困者拜神後即可完婚。沙螺洞是一條窮困村落，富戶亦只有少量的房屋和店舖。張屋村出過一名富裕的軍閥。

1930年代沙螺洞已有自衛隊，配備紅毛十等舊式槍械。當年張觀富年約14、15歲，親眼見過自衛隊燒槍。戰前鄉村平寧，晚上有自衛隊巡更，防範匪徒。匪徒大多來自內地，經龜頭嶺山路入沙螺洞。張觀富從老人口中知悉龜頭嶺有年輕土豪「黃友仔」，是沙螺洞張家的親屬，某次他獨自守在鶴藪的路口，警告意圖行劫的匪幫，切勿騷擾沙螺洞，最後成功喝退多人，事件廣為流傳。日軍攻港前夕，港英政府收回民間武器，沙螺洞自衛隊解散。未料戰爭隨即爆發，日軍侵入新界後，匪患猖獗，由數人不伙，至20多人一伙不等，村民沒有兵器，無法自保。昔日沙螺洞與外界隔絕，沒有郵差入村派信。來信只寄到大埔墟，村民委託相熟店舖，代為保管信件，留待日後領回。 

張觀富在警署工作時，曾購入粉嶺靈山村的一間臨時石屋。1970年代初他從荷蘭回港後，沙螺洞發展公司收購張屋村和李屋村的民房，計劃重建新式住宅和高爾夫球場，全部居民同意賣屋。張觀富賣祖屋的同時，亦賣出靈山村的石屋，利用賣屋的收入，在大埔墟購置美發大廈單位，搬往大埔墟居住。搬離祖居後，張觀富受僱於沙螺洞發展公司，負責調查沙螺洞村屋的納稅記錄，當年一間向政府交稅的房屋，因拆遷事可獲賠償20萬元，沒有納稅的只賠5萬元，農地則每呎賠償12元。地球之友認為沙螺洞一帶有不少珍稀動植物，富有生態保育價值，反對發展公司的開發項目，至今高爾夫球場仍無法落成，事件擾攘長達30餘年。近年張觀富賣出美發大廈的物業，套現生活開支，申請公屋單位。但由於他是擁有丁權的原居民，令申請過程出現波折，要向當局詳細解釋家庭經濟情況，才獲配現居的大元邨單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