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印史肇始於1872年。晚清篆刻家徐三庚（1826–1890）應友人王韜（1828–1897）之邀自滬來港，曾刻「弢園藏」（1872）一印，其印款刻文為香港印史提供了最早佐證。1909年，齊白石（1864–1957）亦曾路經香港，自撰《寄園日記》提及在過港時友人乞求篆刻一事。可是，早源起於晚清的香港印史，一直缺乏明確的發展方向，原因是中國印學研究起步較晚，缺乏系統文字記載、保存意識淡薄，研究方法尚未成熟，而且書印同源，相輔相成，故常被相提並論，印相對易被忽略，研究者不多，於香港尤甚，仍有大片空白有待填補。然而，在香港印學歷史進程中，必要提到的兩個重要階段：

四五十年代，粵地人才和文物流轉至此，使香港成了文獻保存、甚至嶺南印學發展的要地。1949年，香港始見最早印社，何筱寬（1916–1969）在中環同文街辦「藝一印社」，起初替人刻私人圖章、商號用印等，後來經營書印家的中介代理，兼辦展覽、銷售材料工具等業務。

這階段或之前，本地不乏書畫團體舉辦雅集、交流及展覽等各種活動，當中或有印人切磋印藝，可是「印社」或「以印會友」為宗旨的組織，則尚未可考。繼「藝一印社」後，有馮康侯（1901–1983）組「南天印社」（1962）、趙鶴琴（1894–1971）創「書畫刻三藝學社」（1969），雖為時較短，但也同樣重要。

另外，何筱寬、馮康侯、羅叔重（1898–1969）等人更於1958年夏首次發起「省港澳篆刻家作品第一次聯合展覽」，在萬宜大廈二樓舉行，參與者有三十餘人，並出版了《現代篆刻合輯》（1958），錄入廿位印人、近二百二十枚印鈐。這次「粵、港、澳」三地的聯展，以香港印人為多，反映了香港是嶺南篆刻交流的要地。

更值一提的是，其中參展者易越石（1912–2007），一位本地著名金石家，曾為一同參展的李祖佑（1897–1965）刻「李祖佑印」（1958）一方，以訂二人交誼，印款內容更記載了展前準備的一次聚會，涉各年輩篆刻家共廿餘人；印款刻道：「祖佑先生對金石書畫造詣深湛，且精篆刻，業西醫者能有如此成就者，海內外僅君一人而矣……。」揭示了當時印人活動的真實記錄。

這方李祖佑的姓名印，與其生前自用印合五十多枚，現藏於香港茶具文物館，為館中重要收藏，刻印者除易越石外，還有：林千石（1918–1990）、馮康侯、何少強（1917–？）、高甜心（1915–？）、簡經綸（1888–1950）、張熾良（生卒不詳）、何筱寬、陶壽伯（1902–1997）、張祥凝（1909–1960）、許半愚（1914–1968）、羅叔重、方去疾（1922–2001）等，多為香港或粵籍印人。李祖佑雖不以藝名稱著，但嗜好中國書畫、篆刻，與香江藝壇中人來往密切，且收藏金石、書籍類甚豐；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曾於1967年購入其藏書共三千二百一十八冊，其中包括二百一十九種印譜，對保存文獻、以至推動印學發展，貢獻良多。

香港印壇於四五十年代奠下發展基石，延續至七十年代，在前人成果的累積下，新一代印人日趨活躍，積極於交流與推廣印藝，而「香港友聲印社」的成立，更把香港篆刻推上一個發展高峰。香港友聲印社編《香港篆刻報》（1989）詳細記錄了「友聲」的成立及其活動。建社十年間，印社活動極之頻繁，「以印會友」的宗旨清晰，透過持續出版、教學、辦展覽、交流活動等，把香港印人印藝推廣至國內外。「友聲」可謂香港歷來最具規模、涉及印人數量最多的金石篆刻社，其活動範圍之廣，在七八十年代成了推廣並延續嶺南篆刻的重要樞紐。

與此同時，香港印壇發展的高峰，兼體現於印章考藏、印學論著等方面；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，金石研究專家馬國權（1931–2002）、王人聰（1935–？）移居並活躍於香港，其著錄所涉種類甚多，包括：印史述略、古璽考證、明清篆刻之學派、廣東印學，及近世印人傳略等，斐然可觀，至今仍是海內外印學研究之重要參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