石師傅

1926年石師傅生於上海，原籍浙江寧波。九一八事變後日軍攻打上海，石師傅返回鄉下。1930年代末日本全面侵華，攻打寧波時他便坐「民生船」來港，投靠祖母和叔父。當時叔父是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的裝釘工人，他打算介紹姪兒入廠工作，但中華不請童工，石師傅只好到中環德忌笠街的聯華印刷廠學師。後來日軍攻打香港，從筲箕灣登陸港島，一路攻向中環，連卡佛自動開門，批准民眾搬走貨物，石師傅亦領了衣服和食物。香港淪陷後聯華關門，他返回九龍找叔父，叔姪住在中華的工人宿舍(今馬頭涌消防局)。

日軍接收中華後，改命「內閣印刷局」，設有裝訂、印刷等部門，各部門的管理層有華人和日人，石師傅在排字房工作。日治時代中華集中印制鈔票，包括汪偽政府所用的儲備券；商務則集中印書，石師傅有段時間調到商務。淪陷初期中華的廠長趙俊及其他高級職員逃回重慶，叔父亦有隨行，但石師傅決定留港。兩年後他有感米糧不足，便往重慶找叔父，他抵步後便往中華旗下的華南印刷廠工作。日本投降後，趙俊等人回港接收中華，石師傅亦跟隨他們回港。淪陷時期日軍曾搬走中華的大型印刷機回國，因日本沒有這種德國製的機器，他們便以此複製技術，自行製造同樣的機器。和平後香港政府向中華查問申索的項目，中華便派人赴日，將機器運回香港。

和平後石師傅返回香港的中華印刷廠工作，最初是排字車間工人，隨即公司派他和另一位同事赴北京受訓，學習印刷畫報的先進技術。他在京學習2年後回港，從事照相制版直至離職。石師傅憶述解放初年，中華曾承印陳嘉庚所著《新中國觀感》100萬冊，他認為當時排字房中看中不用，書冊堆放混亂，技術和機器陳舊。石師傅1971年離開中華印刷廠，事緣總經理送來一個精美的日曆，請他和另一位師傅參考試做，有感自己的技術難以勝任，加上他已成家，育有5個孩子，中華的工資不足以養家，便計劃辭職轉工。他致信日資公司凸版印刷求職，並獲該公司聘用。石師傅在新公司學習很多新知識，當時中華的技術落後。他在凸版印刷工作1至2年，因不想替日本人打工，便轉到其他印刷廠打工，日後沒有返回中華。 

石師傅15、16歲到中華印刷廠工作，他最初住土瓜灣道的工人宿舍。這是三層高的樓宇，中華租了全幢作宿舍，當年馬路沒車，晚上放工後他曾在馬路踢波。宿舍對面是民國布廠，制水時他到過該廠取水。1951年石師傅在鄉下結婚，同年妻子來港定居，他成家後仍住公司宿舍。每名單身工人住一個房間，成家後仍與妻兒住一個房。中華印刷廠有多間宿舍，分佈在土瓜灣道、下鄉道和落山道等地，有些租用的單位，有些是公司買入的物業，石師傅與太太亦搬過多處。中華的工人很少買樓，如果不住公司的宿舍，大多租房居住。1960年代初石師傅申請廉租屋，1965年獲派剛落成的馬頭圍邨，如同中馬標般興奮。他便與妻子搬離公司宿舍，成為第一伙在馬頭圍邨入伙的住客，當時亦有不少中華的工友搬入。 

石師傅入職中華印刷廠初期尚未成家，每天8點上班印鈔，幣值追不上通脹，他印過最大的面額紙幣是1萬元。1949年中華停印銀紙，石師傅等工人被解僱，他返回上海，當時通脹嚴重，連棺材都有人炒賣。後來公司寫信召他回港，便回到中華復工。他婚後育有5名子女，一般工人亦生很多小孩，生活十分困難。晚上他與妻子回廠釘書賺外快，在廠房的三樓工作，主要釘裝聖經，工費逐本計算。這不算是正規工作，公司將工作外發給自家員工，但不准他們逗留太晚，以免影響明天的表現，石師傅曾見過有人偷偷爬入廠開工。星期日他又做熨金、摺書等兼職，當年有中華的同事離職創業，在北角、灣仔等地開印刷廠，他便聯同幾位較熟的同事前往幫工。

石師傅在中華打工時期娛樂很少，他不喜歡週圍沙沙滾，閒瑕時多與工友爬山和游水，部份人是他的同鄉，另有上海人、無錫人等，但大家口音相近，溝通沒有問題。他們爬過獅子山，到過北角、淺水灣游水。北角的麗池花園是熱門游水地點，九龍城碼頭有渡輪往北角，交通十分方便。麗池花園是李裁法的物業，他是上海著名的黑幫頭目，日治時期曾協助運送電影明星回大陸，香港政府認可他的功勞，便送了麗池花園給他。石師傅亦到過海心廟遊玩，當年要花斗零坐船前往，有漁民在島上賣炒鱔、炒蟹，售價都很便宜。

石師傅婚後與妻子住在土瓜灣的公司宿舍，同住的都是有家眷的工友，大多是寧波人、上海人，妻子適應香港生活不難。她平時到紅蘋果街市買菜，某次有些北方人來廠，接收舊機器回內地，他們食不慣廣東菜，公司請石師傅為他們準備伙食，妻子便煮了一些寧波菜，由石師傅踏單車送到工廠。土瓜灣道宿舍的地方不足，有些人住在冷巷，甚至沖涼房上面亦搭了閣仔。石師傅夫妻最初住前房，他見一位鄰居帶很多小孩，主動讓出前房給他，自己改住中房。某天晚上石師傅的小孩哭鬧，影響鄰居休息。鄰居不滿夜半敲門怪責，說了一些很難聽的話。兩家人經常吵架。石師傅只好申請馬頭圍邨的單位，獲批後隨即搬離。

石師傅與妻兒在馬頭圍邨住了約20年，對面鄰居是九巴工人，他知道石師傅是中華的工人，便罵他是共產黨人，兩家人因政見不同經常吵架，即使他在1971年離開中華亦如是，20年來沒有太平，直至1980年代石師傅一家搬往將軍澳居住。他育有5名子女，他認為馬頭圍邨是適合他們成長之地，所住的單位有200多呎，騎樓十分寬敞，足以擺兩圍酒。他聽從母親的建議，將兩位兒子送回上海，交由母親照顧，年紀稍長才送回香港。他的子女都在附近的名校上學，兩個女兒分別讀協恩和培道，幼子則在民生就讀。

石師傅子女年幼時，妻子除到中華印刷廠釘書外，亦在家中接工廠的外發工，例如釘珠上衣服和穿膠袋手挽，賺一些零用錢。石師傅一家住馬頭圍邨，有位鄰居是中華的工友，他離職後在新蒲崗開膠袋廠，將穿手挽的工序分發給馬頭圍邨街坊。子女長大後，妻子便到唯一製衣廠做包裝，任職時間頗長。他認為當年的人都很勤力，不知勞苦賺錢養家。他閒時帶子女到啟德遊樂場、荔園玩樂，但較少留在土瓜灣，他認為區內沒有地方可供遊玩，缺乏大型公園。他認為區內深刻較印象的地方是海心廟和土瓜灣道。

昔日中華印刷廠旁有個石山，周圍都是農地，石山已開闢了很多年，移平後便成為土瓜灣體育館。最初中華的安全印務部門位於今美華工業中心，後來巴士公司買入地皮，打算興建車房，但發現沒有供水後，再將土地賣給美華興建工業大廈。早期的九龍城碼頭位於啟德道，實際只是一條伸向海中的木板，石師傅曾到舊碼頭買蝦仔和鱔。今九龍城碼頭旁有垃圾碼頭，供屠房的牛隻上岸，某次他在土瓜灣道的宿舍聽聞槍聲，才知道有失控的牛隻被槍斃。

1980年代石師傅遷出馬頭圍邨，搬家到將軍澳的私人屋苑，他認為將軍澳飲食較方便，妻子也住得較舒服。搬到新區後，他們間中返回土瓜灣買菜，這邊餸菜較便宜。2006年左右妻子認為住的樓層太高，晾曬衣服不便，全家搬回偉恆昌新邨，經相熟的地產經紀置業。他不是特別喜歡土瓜灣，但他認為這區交通方便，巴士線路較多，現時夫妻只花2元便可遊車河到港島。從將軍澳搬回土瓜灣後，石師傅覺得空氣差，九龍城碼頭水質污濁。

解放前後土瓜灣出現了幾間紗廠，由上海來港的大老闆開辦。石師傅目睹紗廠落成後，區內變得興旺，十三街一帶出現不少舖頭。年輕時石師傅到過天廚味精廠和屈臣氏汽水廠玩樂，這邊有較多活動的空間。天廚附近有一道坑渠口和海灘，他便在海難捉蝦蟹。中華印刷廠附近有牛骨廠，臭味隨風勢擴散，吹北風時石師傅在廠內可聞牛骨廠傳出的臭味，吹南風時臭味則傳向海傍。屠房停止營運後，牛骨廠也隨即停業。婚前石師傅主要在廠食包飯，即員工妻子在家煮好飯菜，帶來廠供5-6個工人食用，包飯都是上海菜。婚後石師傅妻子替他煮食，他帶飯盒回廠用膳。

當年有些中華的男工下班後，便到鄰近的紗廠搭訕女工，造就不少姻緣，甚至已婚兼有子女的女工亦被結識。石師傅不敢到紗廠識人，因他是中華書局產業工會的理事。由於文化水平不高，他在工會只做搬櫈等雜工。他當選過3、4次工會理事，包括第一屆和第二屆。六七暴動時期，工會曾組織數十名中華工人，到加士居道的南九龍裁判署示威。

談及工人與管理層的關係，他指出員工主要按籍貫分派，例如無錫派、寧波派等，彩印房工人以無錫籍為主，鉛印房工人以寧波籍為主，印鈔房的大電機工人則以常州人為主。不同派別不會互鬥，只是同鄉之間關係較密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