黃麗松

父親往香港聖士提反書院就學經過。一位來自英格蘭的女士，名字叫Miss Harkness，當時剛巧到中國來做傳道工作，她很喜歡當時還是小孩的父親，並且對父親的遭遇深表同情，於是跟祖父商量，建議由她資助父親到香港讀書，祖父對這提議當然很感欣慰，於是Miss Harkness便帶著父親來到香港，並支付他所有費用。父親在香港開始學習英語，兩年後便到上海聖約翰大學升學。

父親上海升學與美國留學。汕頭礜石中學的事業發展。Miss Harkness繼續資助父親到上海的學業。1912-1916年，父親在聖約翰大學攻讀工程系，父親除用心學習外，還學會拉小提琴，現在黃麗松還保留著當年父親用過的小提琴。畢業後，父親到汕頭礐石中學擔任副校長，當時全國只有少數人持大學學位資格，故此他大學畢業後即當上中學副校長之職。在礐石中學任教2年後，父親再到美國留學。當時他已經結婚，黃麗松的兄長亦剛誕生，1919年，他獨自出國留學2年。在當時的中國，到美國留學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可說是1萬人中只有1名留學生。父親在芝加哥留學，期間生活費不足，要一邊打工，一邊讀書，且要寄錢回汕頭養妻活兒。黃麗松在1920年出生，當時父親已經出國。父親完成學業歸國，受聘為礐石中學校長，當時礐石中學是汕頭數一數二的學校。

父親的價值觀。黃麗松認為自己與父親有點相似。道德上很嚴謹，最重視不可說謊。黃麗松很慶幸有這樣一位父親。父親未曾打過孩子，孩子太頑皮時才責備一下，不過黃麗松和哥哥、妹妹都是乖巧聽教的孩子。父親對待認真壞的學生會用籐條體罰，但絕少用上。那時用籐條和間尺都是很平常的事，有時會用來對待中學生。父親不會用羞辱的方式處罰頑皮的學生，不會在全體學生面前體罰學生。當時以爸爸的背景出任中學校長，已是非常高的學歷。

母親的背景。在家裡父親與家人是說潮州話的。母親是潮州人，是一位牧師的女兒，肄業於廈門師範學院，到汕頭與父親結婚。黃麗松不清楚父母怎樣認識，總之兩個牧師兒女結合，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。母親曾經在民生教書，教低年級英文。

憶及啟德濱。那時，九龍城是一個新開發的地區，鄰近新建的機場，而當時的機場只是一個小型飛機場，還未曾稱為「機場」，只叫做航空站，只有空軍飛機升降，尚未有客機服務。當時九龍城只有4條直街：啟德濱、啟仁街、長安街和啟義道；另有3條橫街：一德路、二德路、三德路，約有3、5千個居民，還有一間警察局。

兄弟姊妹就學民生。妹妹在幼稚園就學，黃麗松與哥哥由小學一年級讀起，哥哥因生病延遲入學，所以黃麗松兄弟在同一個年級讀書。黃麗松在民生由小一讀到小四，第五年黃麗松升上民生讀初中，初中及高中各3年，加上預科1年，可說是地道的「民生仔」。

創辦經過與學校特色。民生是一間很特別的學校。當時香港只有官立學校，教會學校由政府資助，另有少數教中文的私立學校。中日戰爭後，才有更多中文學校到香港辦學。政府學校及政府資助的學校靠政府每年撥出的資助金作為營辦經費。民生書院於1926年創校，創校人區澤民及莫幹生先生每人捐出1萬元建校，隨後幾年的經費是從募捐得來的。學校以「民生」兩字命名，「民生」的概念亦配合孫中山先生提倡的三民主義(民族、民權、民生)思想。

獲政府資助經過。建校幾年後，募捐籌集的資金快要用光了，父親認為辦學不能單靠學生繳交的學費，需要有政府的資助才可運作下去。於是，請了教育部官員到校視學，希望能成功申請政府資助。當時黃麗松讀初中一，年紀只有12至13歲，教育部派了視學官Mr. Brown 到校。他覺得這位英國人視學官充滿自信，作風很有官威。後來Mr. Brown的視學報告有以下評語：「民生各方面不錯，可是教學以中文為主，建議不予以資助。」

第二年，教育部再派Mr. Brown來視學，結果當然一樣：「不予資助!」 父親沒有放棄，再接再勵申請資助，父親鼓起勇氣親身面見教育司，請他另外派員視學，並說明學校的特色。結果教育司請了Mr. Handyside來視學，他是香港一間官立學校的校長，那是一間頂級的名校。這位視學官用了3個上午細心觀察，Mr Handyside的報告這樣寫道：「雖然民生書院在很多方面都很出色，但根據資助則例，政府不能將它納入資助學校之列。不過，我建議政府每年撥出6千元特別金資助民生辦學。」此後，教育當局在發給學校的通告上，上款總是這樣寫的：「致官立學校、補助學校及民生書院校長：」。自此，民生書院的財政問題得以解決，但很快民生又要迎接另一個讓人頭痛的問題：民生的校舍不敷應用，但政府的資助預算中沒有「興建校舍」這撥款項目。

校舍: 規模。民生書院先開設中學，後來才擴展至小學及幼稚園。民生書院的中學部設在啟德濱，幾個月後，校方就在啟仁道開設小學。

第一代校舍。民生書院的校舍位處啟德濱，在啟德機場右邊，側旁是警察局，鄰居是伍廷芳一家人。校舍是租來的一座3層高樓房，每層有6個房間，校舍的環境很好，黃麗松一家住在3樓的兩個房間，另外3個房間讓教員居住。民生第一座校舍或許現時已深埋海底，或已因為填海改建成甚麼地方，滄海桑田，黃麗松已弄不清楚當日的啟德濱即是現時甚麼位置。無論如何，黃麗松 記得快樂的童年時光就是在啟德濱度過的，民生這幢三層高的校舍，左邊是一大片空地，這空地就是學生的遊樂場，學生就在上面打籃球、踢足球，甚至打網球。

籌款擴建校舍。民生書院學生人數每年遞增，黃麗松父親(即民生校長)認為校舍空間不足，必需另覓校舍，否則學校難以發展，1936年開始籌款，學生亦熱心參與籌款活動，黃麗松當時讀高中一，班內有17個同學，大家一起組織了一個綜合表演，有音樂、唱歌、短劇等。黃麗松、黃的哥哥及小提琴老師等表演小提琴四重奏，當時練習了一整個月；高一同學們表演的話劇名叫《好兒子》，當時演出相當有水準。黃麗松當時是反串演一個婦人的角色，他記得這是他人生中唯一一次演戲，還穿了女裝，且要塗脂抹粉臉上化粧。這就是民生的生活，多姿多采。

父親四出呼籲朋友捐錢。黃麗松那一班同學特別熱心，共籌了83元，大家都很感自豪。父親鼓勵他們：不要在意你得到多少，總之這就是你們對母校的一份支持。學生協助學校募捐，是民生書院的一份子。民生是私立學校，需要自己買地，不過政府亦為民生做了一件美事。爸爸選中了嘉林邊道侯王廟對面的一幅地，即民生書院現址，面積約14畝。這幅地原是農地，在農地上面建築校舍，要補地價，價錢要多5倍。教育部將那幅地轉為建築用地，這樣學校才有能力買下那幅地。

新校舍有兩個翼，中間一層高，是行政部門，有客廳，兩翼有3層高，另外有禮堂，課室數目增加後可增設預科，小學則留在啟仁道。學校取消教員宿舍，搬到近海處的地方，老師在校外居住，保留學生宿舍讓從潮州來的學生做寄宿生。學校有一個很大的球場，學生喜歡在那裡踢足球。民生十分重視體育，經常派隊參加校際籃球比賽，有一年幾乎得到冠軍。當時黃麗松只是一名啦啦隊。

老師: 留宿老師。跟校長一家住在一起的教員是三位從內地來的教師，令人印象最深的是閻人俊老師，他是上海滬江大學畢業的，講純正國語。楊士端老師也是講國語的，不會與學生用廣東話溝通，兩位都是北方來的老師。黃麗松與同學們都要鼓起勇氣才可與這兩位老師用國語交談。民生學生在中學時學習國語，父親認為中國人一定要懂得說國語。當時香港很少人用國語交談。第三位教員是麥啟鴻老師，父親特別喜歡他，他是香港大學畢業生，任教數學和科學。

老師: 英文老師。黃麗松父親對教育的理念是：香港雖然是殖民地，但始終是中國人社會，所以學生要先讀好中文。小學課程全部以中文教授，另外有淺易的英文課。英文課較著重英語對話，由英籍女教師Mrs. Anne Luck任教，黃麗松很喜歡這位英文老師，後來她隨丈夫返回英國去了，長大後黃麗松在英國曾與她重聚，他對後來的英文老師Mrs. Grey的印象較淺，Mrs Grey離開後由Mr. John Blofeld教授英文科，後來Mr. John Blofeld成為黃麗松一位很要好的摯友。黃麗松的自傳裡有提及Blofeld的生平遭遇。

民生絕大多數是本地廣東籍學生，完成民生的學業後，有些轉到內地繼續升學。民生沒有華僑學生，當時很少華僑子弟來香港讀中學，大部份都是讀大學。

學生數量: 當時學生的就學選擇不多，家長送子女到民生讀書，有的喜歡民生的辦學特色及可以讓子弟學習中文。當時黃麗松就讀小學，一班有10多名學生。初中一學生最多超過20個，高中三約6至7個學生。學生若考試不及格便不能升班，故此學生人數逐級減少。

招收女生: 民生中學部沒有女生，只有小學才有女生。中學開放給女生的經過是這樣的：當黃麗松妹妹要升讀中學時，黃麗松父親便開放中學予女學生入讀，除了妹妹，還有一位老師的妹妹在同一個班上。就這樣，父親前往教育部申請讓兩個女生在民生中學部讀書。

助學金及職員薪金: 黃麗松父親亦設立助學金，讓貧困的學生享有減費或半費資助，民生的學費不多過官立學校學費，學校職員的薪金亦不及官立學校教員高。

課程: 課本。民生採用國內的課程，歷史課本是上海中華書局印刷，用國內學生相同的課本。香港大學入學試要考中國歷史。黃麗松曾讀國內的初中本國史及高中本國史各3冊。中學地理科到高中時以英語教授，主要教授世界地理，中國地理篇幅較少。

課程: 理科。民生沒有實驗室，只有物理科，沒有化學科，學生很少做實驗的機會。父親學電機工程，他也教授科學。

課程: 語文科。民生重視中文，但當學生升上中學後，英文課愈來愈吃重，好讓他們達到香港大學的入學水平。

課程: 國語教育。校長堅持民生的學生要學習國語，因為國語是國家的語言，受過教育的人都應該懂得國語。每星期六中午時間，學校都舉行國語演講比賽，每人輪流演講4至5分鐘，每次選出表現優異的學生。後來香港基督教青年會亦提倡中學生學習國語，每年均舉行全港中學國語演講比賽。第一年民生陳先澤同學獲得冠軍，第二年民生派黃麗松出賽，同樣獲得冠軍，獲頒一面大奬牌，黃麗松認為這是他人生中最珍貴的寶物，放置於自己的書桌上，奬牌前面鑲有玻璃，後面是一塊銀牌，上面刻有學生的名字及就讀的學校。黃麗松一直帶著這奬章周遊列國，最後送交母校民生書院，現置於學校的展覽室。當時保送學生投考香港大學的學校中，民生是唯一教授國語的學校。

民生的學習生活: 中文課。民生學生由小學一、二年級開始學習中文。中文課教導古文和孔孟之道，有些中文老師是清朝時代的秀才、舉人和貢生。初中時第一位中文老師是李秀才，穿長衫，帶晉江口音的國語是很悅耳的，一筆成章，出口成文，都是四字成語。第二位是葉湘南老師，是一位舉人，教孔孟之道，喜歡喝酒，午膳後總是半醉。教古文時學生跟老師朗讀，如韓愈的文章，全班同學跟著老師大聲唱詠孔子、孟子、韓愈等文章。有一次，校長聽到學生朗唱的聲音，跑來查看，問：「這裡發生了什麼事？」校長對這些清朝學者很尊敬。

老師教授孔孟之道，教得津津有味。上作文課時，老師略為講解題目，學生在兩小時內用毛筆寫作一篇約300字的文言文，文筆是古文的格式。3位清朝學者年紀較大，但教授文言課本時，大家都聽得津津有味，尤其跟老師唱詠孔孟之道：「子不語怪力亂神，切不正，不食。」、「食不撒薑不食」等。所以黃麗松現在常常吃薑。回想起來，黃麗松依然覺得學習古文是一件賞心樂事。而教授白話文是閻人俊一班較年青的老師。

民生的學習生活: 宗教活動。民生有球類、合唱團、聖經課的課外活動。民生書院很注重德育。黃麗松父親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，學校有聖經課，星期日的聖經班讓學生自願參加，主要的參加者是從潮州來讀書的寄宿生。黃麗松參與主日學及聖經班，對聖經經文耳熟能詳，對新約尤其熟識，當時負責小朋友的主日學。黃麗松祖父是牧師，黃麗松甫出生時父親已讓他受浸。每天早上都有宗教活動，晚上有較簡短的崇拜活動，來參加早晚崇拜和主日學的都是民生的學生。

星期日進行正式主日崇拜，參加者是九龍城的居民及信徒，就在當年黃麗松父親籌款興建的學校禮堂內舉行。星期日崇拜會請外邊的傳道人來講道，有時傳道人說國語，便由黃麗松來翻譯為廣東話，所以他對聖經更加熟識。有一次，一位說廈門語的傳道人來民生講道，宗教主任佘光棠先生請黃麗松做翻譯，但黃麗松不懂廈門語，佘先生安慰他說廈門與汕頭相近，相信語言差不多。當那傳道人講話時，黃麗松才發現兩種語言只有約一半相似，幸好他大部分的講話引用聖經經文，只需依記憶背誦經文，其他講道內容自行連接，無人知道譯得對與否。這是一次有趣的經歷。

民生學生的升學去向。民生高中畢業的學生每年只有寥寥數人。很多同學選擇到國內就學，如嶺南大學、燕京大學等。有些同學英文程度不足，考不上香港大學。黃麗松算是較特別的一個，英文程度不錯，不過他不是唯一一個考入香港大學的民生學生。

入學資格。當年投考香港大學的學生可以不懂中文，但必須有很高的英語水平，官立學校畢業生的中文水平不高，有些學生只讀過法文，未讀過中文。

考獲奬學金。當年黃麗松憑優異成績獲得奬學金攻讀大學，教育部向成績優異的學生頒發奬學金，每年約有1千多元，足夠支付學費及食宿費，另每年有百多元買書費，每月有生活津貼，暑假時有假期生活費，可以去玩樂一下，但規定學生畢業後必須到官立學校教書。黃麗松認為自己是幸運一員，可以得到奬學金完成學業。港大畢業生到皇仁教書，算是一份不錯的職業，薪金水平高，一直教到退休，一生人可安安穩穩度過。可惜1941年12月8號日軍來襲，打破了黃麗松的夢想。

學制。當年黃麗松是香港大學的文學院學生，專修理科。當時大學只有文學院，尚未有理學院，理科生隸屬文學院。部份課程與文學生一起上課，英文課是必修課，文理科學生一起上課。理科生第一、二年學英文、數學、應用數學、物理和化學。第三年讀3科，物理、化學及數學。第四年只讀兩科，黃麗松選讀物理及數學，沒有讀化學。每個科目都讀一點點，是普及水平，畢業時都沒有專科，理科老師及專門人才不多，人數亦很少。

教學內容。第一年學習英文科，黃麗松很高興可以讀到英國文學，跟文科學生一樣讀密爾頓、蕭伯特、謝里丹及莎士比亞作品，跟文科學生不同的是，他們可以繼續讀19世紀的文學作品，這些都是很出色的作品。

師資: 師資人數。當時差不多所有系主任都是英國人，只有1至2個澳洲人，全大學只有中文系系主任許地山教授是華人。

教化學科只有1位教授、1位講師和2至3位助教；教物理科有1位教授、1位講師和2位助教；數學科有1位教授、1位講師和1位兼職助教。英文科有較多老師：1位教授、2位講師和1班助教，助教負責導修課，每個導修課只有2位學生。

師資: 化學系。理學院的研究設施亦非常有限，不過Professor G.T. Byrne依然堅持做實驗研究，他是一位學識豐富的化學家，可是教學方法貧乏，上課時，他將方程式抄在黑板上，學生再抄在自己的筆記簿上，不過他對學生很好。

黃麗松沒有讀過化學，在香港大學第一年讀化學讀得很辛苦，幸好那時港大的水準不高，而且大學照顧每一個沒有讀科學的學生，學系有1至2個助教，其中一位是鍾梁毅德太太，她對黃麗松很好，特別用心指導他的學習。另1位助教是許惠嫻小姐，戰後她重返港大教書，黃麗松擔任校長時仍見到她。

師資: 中文系。中文系系主任許地山教授過世後，接任的是一位澳洲人，試試想由澳洲人來教華人中文，是多麼奇怪的事，他認識中國文學，也懂得寫中文，但卻不大熟識基本中文。當年香港的學生由小學開始讀中文，富有的舊家庭請家庭教師教授孔孟之道，到小學讀書老師一樣教古文詩詞。升讀上中學一樣要學中文，雖然讀官立學校的較少讀中文，但學生已有好的中文根底。所以同學都不太尊重這位澳洲老師，有時會出題故意留難老師。可能這位老師覺得很失禮，後來投海自盡了。黃麗松想他心裡很抑鬱，別人告訴黃麗松他是自殺死的，這些事是在黃麗松入港大之前發生的。

香港大學的學生。那時香港大學約有300個學生，女生很少。全部學生住宿舍，因為只有一個女生宿舍，所以大學容許女生回家居住。宿舍內有許多來自新加坡及馬來亞的學生。香港大學約有四分一學生是來自馬來亞和星加坡的華僑子弟，有1、2個泰國學生曾經一起在聖約翰堂寄宿，他們都是華僑子弟。

學制轉變及學生升學畢業情況。二年級時，大學開始設立理學院，只有7個同學，其中1個是張奧偉。4個同學不及格，要重讀二年級，因此三年級只得3個學生。1941年香港淪陷時黃麗松讀四年級，獲頒戰時學位，重讀的同學便拿不到學位。三年級有1個同學不及格，到四年級就只餘下1男1女，即黃麗松與林蓉娣。當年日軍襲港，四年級同學未及完成課程，幸好大學設立戰時學位，頒授予畢業班同學。

黃麗松與張奧偉很熟，大家是理科學生，張氏已於2004年逝世，黃麗松在桂林遇上他時，他已經在桂林落腳，曾經參加過英國陸軍救援團的工作，後來他在牛津大學攻讀法律，返回香港後成為一位非常出色的律師，黃麗松每次回香港都與張奧偉見面。

另一位好友是黃興宗，他是馬來亞華僑，，也是理科學生，比黃麗松高一屆，故此他早一年畢業，獲得正式的大學學位，他在重慶被李約瑟 聘用為秘書，並隨李氏往甘肅及西北地區等戰地，後來他以奬學金往牛津大學讀書，比黃麗松遲了6個月到牛津，然後兩人又再一起學習。之後他到美國發展事業。這些都是黃麗松一生的好友。

宿舍生活: 體育活動。黃麗松升上香港大學後喜歡打籃球，代表聖約翰堂出賽，因他身形不高，所以做前鋒。黃麗松在聖約翰堂也曾組織過乒乓球隊。聖約翰的團隊風氣較弱，有一次宿舍與Elliot Hall進行籃球比賽，Elliot Hall的隊長是許昆崙，他是黃麗松的好朋友，畢業後成為醫生，且成為一位名醫。那次比賽，聖約翰堂隊第一場對手就是Elliot Hall，是最強的隊伍，比賽快要開始，聖約翰堂隊員連黃麗松在內只有4個人，一個完整的籃球隊連上場和後備應該有10個人。當時來自聖約翰堂的，還有學生會榮譽秘書，可惜他不能出賽；宿舍的堂役也有到場，他帶了茶點來慰勞籃球隊。那次4人對10人的比賽結局是17:51，比賽完畢後這4位聖約翰堂隊員都累死了，因為沒有後備替換。這就是難忘的宿舍生活。

宿舍的堂役對學生照顧很週到，學生過著猶如王子般的生活。用膳時有人照料在旁，雖然聖約翰堂的餐廳不能算豪華，只夠幾十人使用，吃飯時一個堂役站在桌邊記下點菜。餐牌上有6個中國菜，有湯、魚及4個菜式。有錢的選豪華的菜式，若超過膳食費限額則自行付款；餐牌下半部是西餐: 1個湯、1個魚、1個肉、1個甜點。學生又吩咐堂役辦事，宿生用膳後便回房間，每人1個房間。黃麗松很懷念聖約翰堂的宿舍生活。

宿舍生活: 音樂活動。黃麗松隱約記得Solomon Bard比他高一兩班，Bard是醫科學生、Morrison Hall宿生。大家做學生時很少聯絡，他家住在山頂克頓道，戰後黃麗松跟他才較多在一起。Bard也是一個很好的音樂家，曾推動過聖約翰管弦樂團，所以他過來聖約翰堂。黃麗松哥哥和唐景端彈第一小提琴，黃麗松彈第二小提琴，Solomon Bard做指揮。聖約翰堂最大的特色之一，是大學裏最早成立管弦樂團的舍堂，不過當時人丁單薄，只有4個第一小提琴、4個第二小提琴、1個大提琴， 聖約翰堂沒有那麼多人才，全大學都只有1個中提琴、1個雙簧管及1個單簧管，Solomon Bard吹單簧管，他是俄國人，很有音樂天份。樂隊曾做過表演，由黃麗松與兄長、唐景端推動，試過在聖約翰堂、大禮堂、陸佑堂開演奏會，樂團名為「聖約翰堂管弦樂團」，其實彈得不太好。

宿舍生活: 課後娛樂。聖約翰堂好像中學宿舍一般，晚上9時宿舍關門、點名，點名時見到學生，即表示他沒有跑到外邊玩樂去了，舍監認為那個時候學生應該已睡覺、或溫習功課，不過四年級生不用點名。點名時堂役拿著點名冊逐間房敲門，然後叫你簽名，黃麗松獲得少許優待，他九時半才來拍門，不過黃麗松不會跑到外邊耍樂。住在黃麗松對面房間的宿友，每到一個時間便不在房內，黃麗松認為同學偷跑到外面玩樂是不好的，但因為自己的家庭背景、成長教養，他不會告發同窗。對面房間的宿友是一名很頑皮的二年級學生，黃麗松當時讀一年級。3年後黃麗松畢業了，他仍然是三年級學生，每一級他都要修讀2年，那時大學沒有規限重讀多久。可能因為他是來自馬來亞的有錢學生，到香港後覺得生活自由自在，於是盡情享受，他是一個出色的學生，只是不想畢業罷了，因為畢業後便要回家及為家族生意工作。

大學情況: 學生志願軍。當時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鼓勵醫科生投身軍隊，有少數香港大學學生曾參加志願軍，他們曾接受過一些軍事訓練，當日軍來襲時，軍隊將志願軍送上前線。當時天上有日本空軍，下面有海軍威脅，海軍在赤柱和港島南面登陸，其實日本海軍不用怎樣攻擊，香港的軍力已無法應付。

大學情況: 大學遭受破壞。以前本部大樓沒有後半部份的。大會堂的面積很小，後來才加建。戰時大禮堂的屋頂被炸毁，是香港大學唯一一處遭破壞的地方。

逃難往中國內地。淪陷時黃麗松決定離開香港，日本政府發給出境許可證予歸鄉的市民，他把畢業證書(一封推薦信)藏在布鞋的鞋裡裏，以逃過日本哨兵的注意，因為日本兵將毫不客氣地沒收他們想要的東西，黃麗松想過若將文件放在皮鞋裏，肯定會被搜出來。當時只有黃麗松和他的哥哥一起走難回內地，爸爸已經再婚而且已生了小孩，無法離開；妹妹仍然是小女孩，大家不願意讓她走難，擔心見到日軍時會遭到傷害。走難時，黃麗松和哥哥由香港沙頭角出境，被日本軍取去部份行李，之後他行路上惠州，再坐小艇走路上東江，經河源、惠州到老隆，由老隆坐貨車上曲江。

戰時，許多香港大學的本地學生都跑到中國去。中國教育部關懷香港學生，讓香港進國內的學生繼續讀大學。當時英國在曲江有個救濟部門，專門照顧在內地的香港學生，由香港逃入內地的英國人Arthur Bentley負責。Bentley曾在香港政府當藥劑師，在香港做過義勇軍，而且他做過紅十字會的工作，日本人便讓他繼續在紅十字會做事，他卻趁機會逃入大陸。在廣東北面曲江的英國文化協會出任主管一職，負責照顧和安置從香港逃難出來的香港大學學生。因當時曲江沒有房屋出租，所以辦公室設在一艘長形的船頭上。

黃麗松要讚一下基督教青年會。他在內地時曾在青年會住過，1個房住6個人，宿生大多是由香港來的。他來到曲江時患上瘧疾，發高燒，哥哥把他帶到Bentley的辦公室，當時是1942年8月尾至9月初，大熱天時他發冷要穿毛衫、全身抖震。Bentley見到黃麗松覺得他病情不尋常，昔日他們是很好朋友、常一起彈小提琴。Bentley立即送黃麗松入醫院，10日後黃麗松才復原出院。

後來黃麗松要找工作，當時在國內有香港大學畢業資格的人不多，真光中學校長接受那個戰時學位，讓黃麗松在學校裡教書。真光是從內地逃難到香港，再逃難回內地的學校。

在真光教了兩個學期後，當時身在桂林的張奧偉寫信給黃麗松，說黃麗松不要留在一個小地方，應該到廣西的大學發展及繼續學習。當時曲江沒有深造機會，黃麗松便跑到桂林去，到西大任化學助教，同時有機會做研究，開始研究桐油。

黃麗松做了半年助教，Blofeld來到西大，他以前在民生書院教過黃麗松英文科，當時他是英國文化協會的大學交流專員，帶著錢和書送到各地的大學，因此來到西大，戰時書的價格很昂貴，這對大學來說是很重要的援助。Blofeld在西大住了三天，黃麗松拉著他不讓他走，因為黃麗松是他的學生，黃麗松父親對他很好，他也對黃麗松很好，大家都很談得來。Blofeld到西大時，校長、所有教授及學生代表就開會歡迎他，校長用國語講話，Blofeld以比校長更流利的國語回謝，翻譯員可省卻翻譯的功夫。Blofeld讓全體師生留下很深的印象，大家對一個英國人能講這樣流利又正確的國語印象甚深。Blofeld在西大的兩天都與黃麗松一起，他待黃麗松好像自己的弟弟。

離別時，Blofeld吩咐黃麗松將學歷證明都交給他，但沒有說明原因。兩個月後，黃麗松忽然收到Blofeld的信，說他已提名黃麗松申請獎學金，並已成功獲得羅氏基金會的奬學金，讓他到牛津大學留學，這更是基金會首次將獎學金頒予一個來自亞洲的學生，Blofeld吩咐黃麗松辭職及前往重慶。1943年11月，黃麗松在重慶與Blofeld見面，並由Blofeld照顧前往牛津留學。這是憑著上天的祝福。黃麗松打算在自傳第二集再描述他與Blofeld的關係。

戰時大學外籍老師情況。戰後復校時，賴廉士教授 出任戰後第一任校長。戰前賴廉士是生理學教授，教授醫科學生。戰前香港英軍鼓動本地人及本地學生做義勇軍，黃麗松相信賴廉士當時在義勇軍擔任一些職務。香港淪陷時，英國人被關到赤柱集中營監禁，賴廉士因為有這類服務，日軍讓他繼續出任一些軍隊服務。當時外國人不能離開香港。賴廉士因替日軍做一些服務，有機會離開香港，走到國內的自由地區。

物理學教授Professor Faid、Mrs. Faid、數學教授Professor Brown都被關進集中營。Professor Brown對黃麗松等一班學生很好，時常邀請他們到他家裡吃飯，暑假時他免費安排課堂給他們。他未入集中營時，關心到學生只差幾個月就可以畢業，所以寫了一封很好的推薦信給黃麗松。Professor Brown是理學院院長，他向大學建議在停課前頒發戰時學位，在那種惡劣的情況下，學生很需要這些證明文件找工作維持生計。戰時學位對黃麗松有幫助，內地真光中學、桂林廣西大學、羅氏基金會及英國牛津大學，都承認這個學位。所以至今黃麗松仍然很感激Professor Brown。
 
到牛津大學深造。黃麗松在桂林遇上Blofeld，一日他問黃麗松身上有沒有學歷證書，2個月後他便收到獲得羅氏基金會的通知，立即啟程往牛津大學讀書，Professor Brown的證明很有效，牛津的指導老師Robinson便收他為研究生。

黃麗松做研究時情況很慘，他的化學科程度與牛津大學畢業生相差1至2年。他在牛津那3年時間裡要很勤力讀書，才可追及牛津的程度，臨睡前躺在床上還在看化學書。他的畢業論文以“One Brand of Chemistry”為題成功取得博士學位。校外評審員認為他的研究做得很好，殊不知這是幾經艱苦得來的。

黃麗松在牛津大學以化學為專科，因為在抗戰時他體會到中國很需要化學人才，中國實在需要化學多於物理，化學是一門很實用的學科，可知道怎樣在植物中提煉有用的物質，對改善中國的物質生活很重要。當時他在廣西桂林大學轉往化學部做助教，研究提煉桐油的技術，桐油提煉後可以取代汽油，成本較輕。當時中國沒有汽油，全靠入口供應資源。高官、政府車輛用酒精作燃油，但酒精沒有汽油那麼有效率。普通人無法支付酒精的開支，所以用炭。司機和助手每每要花上半小時弄熱貨車裏的炭爐才可行車。黃麗松坐過這種貨車由廣西經貴陽到重慶，貨車來到山地斜坡要轉用酒精。差不多到山頂又轉回用木炭，快到重慶時，由高山到低地司機讓貨車自然向下滑行，這樣省回燃料。他現在回想起那「七十二」個彎，覺得很危險，司機只用掣車器控制貨車。

芝加哥博士後研究工作。黃麗松認為到牛津上大學是一個正確的抉擇。他花了3年時間在牛津完成博士學位。當時面對有幾個選擇，他想過返回中國，但1947年正發生國共內戰；黃麗松考慮回香港，但香港工作機會不多，香港大學化學系沒有空缺。黃麗松決定往美國芝加哥做深入研究。他當時是牛津哲學博士，牛津博士在美國很受重視，Sir Robert Robinson(諾貝爾獎得主)的介紹信很有用。他找到一位很好的老師M.S. Kharasch。2年後，黃麗松對所做的工作產生強烈興趣，很想繼續下去，加上當時國內及香港仍未開始吸納海外人才，於是黃麗松決定留在美國繼續工作，職位是副研究員。因此結識到他的太太Grace Lee。

邂逅妻子Grace Lee。當時黃麗松住在International House (I-house)，當日早上八點多鐘，黃麗松準備往實驗室，途中遇上向他問路的Grace。她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，剛到芝加哥大學註冊，準備在I-house寄宿。他對Grace一見鍾情，可說神魂顛倒。當日在I-house晚飯時再遇見Grace，她身旁有一位男士，他仍然上前打招呼，原來男士是Grace的哥哥James Lee，黃麗松才放下心頭大石。James比Grace早一年到美國，已是合格醫生。黃麗松與Grace開始來往，一個月後兩人訂婚。因Grace想繼續學業，所以1年後待Grace快完成學業時，他們才結婚。

1959年底黃麗松就任吉隆坡新建的馬來亞大學化學教授兼系主任。黃麗松在吉隆坡的生活很好，因為由自己一手創立新的學系，亦可以全心全意做研究工作。他在吉隆坡住了9年，黃麗松做過各級職位：教授、系主任及兩任院長，並曾任代校長。校長Sir Alexander Oppenheim退休，新校長人選未確定，學校便請他代職1年。黃麗松同意只擔任1年，因為他較喜歡做化學的研究工作，兼任校長時要停下化學的研究工作，不過這1年讓他學習到管理大學的行政工作。同時他知道馬來人開始排華，情況越來越嚴重，這也是他不願意做校長的原因之一。華人校長很難做，當時馬來人的政治權力越來越大，對大學的要求越來越嚴格。後來大學想讓黃麗松繼續任校長，但他堅持以專心化學研究為由拒絕，結果大學找了來自牛津大學的物理學家Dr. James Griffiths做了兩年校長。大學方面因為找不到有足夠學術水平的馬來人出任校長，所以要向外尋找人才，但任期很短暫。黃麗松認識Dr Griffiths，很高興這位朋友出任新校長之職，他比黃麗松年長，黃麗松在牛津做研究生時，他已是大學的研究員。他的鋼琴造詣很高，兩人曾經一起合奏小提琴和鋼琴。

出任南洋大學校長。黃麗松認為自己不會長居吉隆坡。而且東南亞有兩所大學興起。新加坡的新政府很注重中文教育，斥資讓大學改革。1955年陳六使投資興辦南洋大學，要做一所中國人的大學。4年後，南洋大學第一屆學生畢業，大學要解決學歷認可的問題，於是政府成立了南洋大學委員會。委員會發表報告，認為大學的教員、圖書、儀器、學生入學水準等很不濟。同時，新加坡獨立，由英屬變為自治政府，自治政府對南大很重視，政府根據委員會的報告，另立一個檢討委員會，黃麗松是委員之一。新委員會的意見與舊委員會的意見大同小異，只是用詞較婉轉。政府於是要改革南洋大學，仍沿用中文，聘用華籍老師任教，大學仍稱為南洋大學，只差未找到適當的校長人選，1969年，黃麗松便出任南大的校長。這是一個明智的決定，因為黃麗松1月離開吉隆坡，到5月便發生種族暴亂，許多中國人被殺。

黃麗松在南洋大學3年半後到香港。南洋大學已漸上軌道，邀請到英美的校外評審員評審學歷，南大的學位終獲承認。南洋大學是英聯邦大學協會 (ACU)的會員，1971年還為協會主辦全英聯邦大學研討會，ACU亦曾到南洋大學舉行會議，讓國際人士看到南洋大學的成績。

出任香港大學校長。香港大學需要尋新校長的人選，大學方面委託一位黃麗松的友人，向黃麗松轉達大學的建議，請他出任校長之職。南洋大學方面希望他留任校長之職，把南大辦得更好。原來黃麗松只打算來香港討論一下出任港大校長的建議，當時仍未有轉職的確實決定，但當回到香港，見到母校、自己的父親、兄長和妹妹，便決定返回香港生活。黃麗松認為這又是一次正確的決定，他很高興重返港大，並且完成了人生中最長的一份職務，出任港大校長之職14年才正式退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