孫啟烈

建業五金塑膠廠創辦人孫建超生於1917/18年，祖籍浙江寧波，自小在貧窮農家成長。約於1930年往上海電筒廠做車間學徒，因頭腦靈活，勤力學習，很快便掌握電筒頭模具的工藝，能做出尺寸精確的六角型工模，學滿師後成為小師傅。抗戰後，電筒廠收歸國有，改裝成生產步槍和軍用水壺的兵工廠，孫建超在廠內任職科文。孫建超於1948年赴香港發展，初時在紡織廠擔任機修部技師，修理軸承和機芯等機器零件，以車床、刨床和鑼床（行內稱「車刨鑼」）的工藝作業。1949年，孫建超經鄉親介紹，在砵蘭街和山東街交界覓得唐樓街舖，開設建業五金機器廠，替人修理紡織機械零件。1950年代，紡織業是香港工業的主流，不少上海紡織大亨來港開廠；搪瓷亦是重要行業，生產面盆、漱口杯、飯兜、飯壺等民生用品，著名品牌有金錢牌熱水瓶。上海街當年聚集不少小型機械廠，這些機械廠的位置現在已變成綢緞店。

1980年代，孫建超與妻子移民澳洲，建業在1984年正式由孫啟烈兄弟接手。第二代管理層下放權力，培養員工的積極態度和責任感，為企業的未來擴張鋪路。建業在1989年選定深圳平湖的廠址，向銀行借建築貸款動工建廠；之後從香港搬機器上新廠，同時購入新機器；1992年正式投產；1996年還清全部款項。建業並非勞動密集工廠，近年致力提高技術，主攻高檔產品，強調品質以推廣1980年註冊的Kinox品牌，以高產值尋求更高利潤。

建業五金機器廠於1949年在旺角砵蘭街成立。1949年至1953年間，建業的運作類似工程公司，一方面替銻煲廠製造煲耳的工模，另方面替人更換機器零件，提供度身訂造的原型產品。孫建超在1949年住浙江街，及後將住宅及廠房搬往豉油街。1953年孫啟烈出生時，建業兼營製造業，生產小杯、圓梳和髮夾等簡單塑膠品。1957年，建業擴充規模，廠房搬往宋皇臺空地 (現址舊啟德機場機電工程署)，孫家則遷往聯合道。孫建超在空地搭建鐵皮廠房，佔地近2萬呎。建業單廠孤懸於宋皇臺側空地，附近沒有其他同業。廠內設有車床、鑼床、刨床、馬榴機（人力鎖模）等設備，聘用200至300名本地工人。男女比例相若，男工負責製模、機修、電鍍等重活，女工負責裝配單車喇叭等產品。廠內聘有工模學徒，工模學徒學習雕刻製模和機修。建業以自家模具投產，在塑膠成品鍍上金屬飾紋；又接銻煲廠加工訂單，替痰罐等製品電鍍上色。

1950年代末，建業已能出產雙層保温杯，保溫杯內外層集實用與美觀於一身。1960年，建業搬往觀塘。當時政府擴建啟德機場，宋皇臺廠房被迫拆遷，孫建超用賠償金買入成業街30號地段，建成高樓底、金字頂鐵皮廠房，並在旁建2層高石屎樓，樓下是寫字樓和樣辦房，樓上為學徒宿舍和貨倉。1960年，政府仍未在觀塘發展7層工業大廈，建業附近一帶多為矮房。建業搬往新址後，孫家購入汽車，以便來往聯合道和廠房。孫建超夫妻大部分時間駐廠，將家中子女交由親友照顧，每逢週三及週日一家團聚。1960年代，新填地街和上海街聚集不少五金舖，售賣不銹鋼片等金屬原料。

建業五金塑膠廠創辦人孫建超1948年從上海來港，初在工廠任職機械技師；1949年在旺角山東街創辦建業五金機器廠，替人維修機器，同時出產煲柄、煲的和煲嘴等五金工模，供應搪瓷廠和銻煲廠生產之用。1953年，建業開始生產祭神小紅杯、螺絲批、單車喇叭、光管燈腳等用具，產品混合五金和塑膠成分。建業在1950年代曾搬廠至豉油街和宋皇臺，於1960年搬入觀塘成業街，生產塑膠水杯和水壺。1964年，孫建超在觀塘鴻圖道買地建廠，開始生產金屬器皿。

1967年，建業推出不銹鋼餐廚具，例如刀叉、托盤、牛油碟、多士架、鹽盅和胡椒盅；1979年，建業的不銹鋼炊具面世，建業不斷改良生產技術、產品種類和外觀設計，在煲身加入傳熱層，引進砂鏡面混合拋光工藝，設計啞呤狀煲身。1996年，建業推出電水煲、咖啡壺等電器，引入流線型設計和伸縮手柄功能。1950年代，香港金屬製品計有剪刀、螺絲批和漱口盅等，廠家生產時多借鏡外國產品設計。五金產品隨着市場潮流演化，每3至5年即有新批產品推出。孫建超富有市場觸覺，每每能洞悉先機，配合潮流推出新產品，同時注重品質和技術改良，確保建業持續發展，建業數十年來鮮有品質和生產失誤。

1953年起，建業五金塑膠廠開始生產業務。第一種產品是華人祭神用的小茶杯，建業以塑料製成紅色杯，較市面流通的白瓷杯美觀、耐用，為建業帶來第一桶金。隨後產品有圓梳、保温杯、帶電筒功能螺絲批、保温瓶等，主要外銷南洋各國。1953年至1964年間，建業產品未能直接出口，要經專營南洋客戶的洋行（俗稱「莊口」）接單。莊口與其客戶大多有親戚關係，甚至向後者放貸，廠商難以打入這種銷售模式，且不清楚莊口向客戶轉售產品的貨價。

1960年代初，不銹鋼是新開發的金屬，主要在醫院應用，孫建超投入不銹鋼餐具的研發，陸續推出2至3格碟（托盤）、鹽盅及胡椒盅、雪糕罐等製品。不銹鋼與銅和鋁相比，質地較堅硬，啤壓和成型的工藝較為複雜，啤製一個不銹鋼杯或要用上2套模具。建業是香港不銹鋼製造業的先驅，另外莊氏餐具和日昇實業是較大規模的生產商，負責人分別是莊重文和余達澄。建業和莊氏分別主攻餐具和刀叉；日昇專攻產量大的主流產品，建業集中貴價的精緻貨種。孫建超在洋行派發不銹鋼貨辦推銷，將產品向Viners等著名英國餐具品牌公司出口，在1964年開始直接出口。

1967年，孫建超參加香港貿易發展局的經貿交流團，出訪瑞典、丹麥、荷蘭等國，在下塌酒店房間展示建業貨辦，直接向當地客戶推銷，並購入歐州各國貨辦，例如法國的托盤和丹麥的炊具。孫建超返港後借鑑歐陸產品，推出不銹鋼調酒器，其後推出日益複雜的產品，包括西式火鍋爐套具和攪拌碗匙，這些產品成為建業1970年代的龍頭產品。建業採用原始設計製品的生產模式，由建業設計產品，再向客戶推銷。1970年代初，建業曾參與代工生產（接受德國公司Wurttembergische Metallwaren Fabrik, WMF）訂單，出產數萬個倒鐵板醬汁所用的船形肉汁盤。但建業只維持短期的代工生產業務，原因如下：一、驗收成品標準不一，品檢是否順利視乎驗貨員與廠家關係；二、客戶對產品挑剔，孫建超性好自主，不適宜代工生產形式；三、代工生產訂單利潤低。1996年，建業與從事電子業的朋友合作，以代工設計形式為飛利浦生產旋轉電水壺，及後因競爭大而收縮這業務。

孫建超夫妻有5名子女。孫啟烈生於1953年，是家中長男，受父母寄以最大的接班期望。孫啟烈從幼稚園低班至中四，在校風純樸的培正中學肄業，養成待父母至孝的品性。孫啟烈13歲起，每週六往建業的廠房任兼職學徒，在機模部學習車床、刨床和鑼床（行內稱「車刨鑼」）技術，期間培養出對工業的認同，並與工人建立良好關係。孫啟烈17歲讀完中四，負笈加拿大延續高中學業。孫啟烈唸第十一班、第十二班，物理科成績優異，中學畢業後入讀維多利亞大學物理系。孫啟烈讀大一時，應父親要求，赴德國機械廠學習操作建業新訂購的機器。

1978年大學畢業後，孫啟烈回港加入建業。孫啟烈坦言，物理知識對事業的直接幫助不大，他要不斷吸收社會經驗，例如向銷售經理學習談判技巧，才能逐步完成接班任務。1978年，建業發展理想，孫建超夫妻勤於廠務，產品在行內處於領先地位。建業廠內勞資關係和諧，孫建超學徒出身，頗能體恤並厚待下屬。孫啟烈幼年曾在廠兼職，接班後與廠長及部門主管等資深員工打成一片，沒有「太子爺」習氣，賓主上下和睦。1992年本地廠房結束之時，廠內有不少已任職20至30年的員工。第二代接班後推行現代管理，引進蘋果2E電腦等高科技設備，提高成本計算和開料尺寸的精確程度。經過多年實踐，第一代經營者亦認同新式管理的好處。孫啟烈認為，現在建業的制度已走上軌道，坦言：「Anyone is dispensable」。目前第三代已入職建業數年，孫啟烈希望將來建業能走向「自家策略管理模式」。

建業五金塑膠廠從1949年起以下舖上居形式經營，創辦人孫建超全家住在廠房樓上。孫啟烈從小耳濡目染，培養對工業的強烈認同，在1970年往外國留學，至1970年代末畢業返港加入建業。孫啟烈接手建業後，修正第一代工業家「力不到不為財」的觀念，向資深員工下放權力，吸納更多人才擴充業務。建業在1979年於內地設廠，最初以補償貿易形式運作，提供原料和機器，並派員北上管理，內地伙伴則負責生產，製成產品再交回建業銷售。1979年至1992年期間，建業曾在南海、上海、東莞、深圳建立生產試點，最後選定深圳平湖為基地，於1992年正式投產，同年結束香港生產線，在香港只保留船務、採購、質檢、工程等部門，而建業定位為服務業公司。近年建業集中推動「Kinox」品牌，將生產交汕頭、寧波等地廠房專責，內地員工亦逐步接手管理職務。

孫啟烈引述2003年工業總會研究報告《珠三角製造》，勾勒本地工業近30年北移進程。1979年，香港工業高峰期聘用130萬工人；1990年代，大部分工廠北移；至2003年，珠三角計有港資企業58,500家，聘用960萬名工人；現在，不少內地港資廠已轉型升級，將生產工序外發至代工單位，把業務集中在質檢、品牌和銷售方面，否則在割喉式競爭中難以生存。

孫啟烈指出，內地改革開放初年，港商北上設廠的主流模式是「三來一補」，即來料加工、來樣製造、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。補償貿易是最早經營模式，來料加工模式隨後推出，兩者並不完全相同。

1979年，孫啟烈接受華潤集團旗下的引進辦公室邀請，前往南海、番禺、順德一帶考察，為建業五金塑膠廠尋找廠房地址，最終選定在南海設廠，以補償貿易形式經營。建業向內地單位提供原料、設備和技術指導，內地單位則提供廠房和工人。孫啟烈形容，內地工廠設備落後，仍使用1950年代在香港已廢棄的「馬榴機」，因此建業必須提供較先進的注塑、沖壓、電鍍設備等。產品在南海完成加工後，運回香港包裝和出口。北移初期內地物流不專業，貨車司機以家禽車運送工業產品。建業每月向南海單位支付加工費，另外設備由建業作價提供，南海單位擁有設備的主權。南海單位派幹部出任建業的法人代表，該人名義是受薪廠長，但實際只負責與海關、消防等政府部門交涉；建業另派技術指導駐廠，掌握管理廠房的實權。如遇消防或工業意外，法人代表負有刑責。孫啟烈認為，法人代表可減輕港商在內地投資的風險，建業在1992年才成為法人代表。

後來部分不良港商抬高設備價格（俗稱「鑽空子」），剝奪內地單位的加工費收入，內地當局改革補償貿易的弊病，推出來料加工等「三來」模式。港商保持設備主權，並以不作價形式把設備借給合作單位用，對外經濟貿易辦公室（外經辦）則審核加工費。建業由此改用「三來」模式經營，當年將已廠房搬至東莞石龍。後來內地推廣中外合資經營法，石龍單位要求與建業合資。孫啟烈認為，合資經營對鄉鎮單位帶來不少好處，諸如免稅車、外匯收入等方面。但建業不希望失去管理權，於1988年將廠房搬到深圳平湖，該地單位不提出合資要求。

1989年爆發六四事件，成為建業在內地設廠的轉捩點。當年不少港商撤離內地，孫啟烈與家人評估形勢後，維持在內地投資。孫啟烈認為，改革開放是內地大勢，老百姓謀求改善生活，內地官民歡迎外資設廠。孫家已在內地和香港建立事業，家庭和事業遷外地的成本高，到東南地區設廠將面對文化差異和政局動盪等問題。同時平湖政府極力挽留外商，港商設廠為鄉鎮帶來可觀的加工費外匯，這收入不必上繳中央。1989年，建業規模不斷擴大，計劃在平湖買地擴充，正值當地政府提供每平方米港幣100元的優惠地價，又獲得滙豐銀行貸款，於是在年底為平湖新廠房工程動工。新廠工程規模宏大，合稱「三通一平」［編註：即水通、電通、路通、場地平整］，涉及移山，新廠的廠房、辦公室和工人宿舍分期興建。

1992年，新廠正式落成，香港生產線結束，大部分本地工人依法遣散，不少資深員工亦趁勢退休，留下來的員工有10名，調上平湖擔任技術指導，現今只剩下2人。1979年至1992年是建業的北移過渡期，內地與香港皆有生產線和機模部，勞工密集的工序最先北移，自動化工序則留港，產品的最後組裝和產來地源問題由香港部門處理。建業並非勞工密集的工廠，高峰期香港廠房只有300多名工人，北移後所有廠房的工人增至約1,000人，現在內地廠房已將大部分生產外判。孫啟烈認為內地與香港的行政制度有異，內地黨政單位分流，加上鄉鎮至中央架構繁複，港商不易適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