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 早期香港殖民地政府对华人的管治手法

1841年英国佔领香港后，管治华人成为最大问题。香港岛与内地只有一水之隔，时常发生越境犯案事件，而早期来港谋生的华人多来自社会低下阶层，容易被会党招揽，对治安构成严重威胁。故此殖民地政府对华人採用严苛的刑律，例如鞭笞、割辫、苦役和枷锁等来打击犯罪。1844年设立总登记官来处理华人问题，实施保甲制，由地保负责调解华人的纠纷，更颁布针对华人的法例，华人晚上只可以在规定时间外出，出行时必须提灯及带备「灯纸」（夜间通行证）。早期华人在定例局（立法局）内没有代表，而法庭审讯，没有华人陪审员，直至1858年才委任黄胜为首位华人陪审员，首位华人定例局议员则要到1880年才出现，由伍廷芳出任。

2. 早期香港的华商、华工和华洋关系

早期香港华商主要任职洋行买办。1850年代华南地区爆发红兵之乱，大批商人从珠江三角洲的原居地移居香港，加上1860年代轮船通行各通商口岸，中国沿海港口货运量大增，香港位处内地与东南亚的贸易航线之上，进出口货物免税，南北贸易大盛，1876年华人行商已增至215家。

香港经济蓬勃发展，船舶修理建造，以至货运均需要大量劳动力，遂吸引大量华人到这里寻找机会。但华工收入微薄，只能寄居于「咕哩馆」中，或数户同居于一室。华洋之间时有冲突，其中包括1844年反对征收人头税的华人罢市、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罢工罢市、1857年的毒面包案，以及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的码头工人罢工事件等。

3. 早期华人共同创立的机构：文武庙、义祠及团防局

上环文武庙是早期华人活动的中心，1847年由谭才及卢亚贵等商人捐资重修，于1851年扩建成现今规模。庙宇值理为当时华人社会的领袖，协助调解纷争，接待过境的清廷官员，直至东华医院成立后，其领导地位才被取代。

1843年香港政府划定上环太平山区为华人居住区，区内的义祠建于1851年，最初用以供奉先人的神主牌，后来成为遗弃病危者的地方。义祠的管理问题促使政府关注华人的卫生和医疗情况，直接导致东华医院的创立。

早期香港治安不靖，华商组织更练以自保。1866年团防局成立，华民政务司出任主席，统一管理各区更练，局绅包括何启、李陞等商人。团防局是政府处理华人事务的重要谘询机构，与东华医院亦有共通之处──两者均是在政府监管下，由华人自行筹募经费及管理的民办团体，有助政府与华人领袖之间的沟通和合作。

4. 早期华人组织及阶层：公所、南北行、买办

早期香港华人以地缘或同业关系成立的组织称为「公所」、「行」和「堂」。赤柱「善安公所」（现为赤柱街坊福利会）就是当地原来的居民组织，而「四环盂兰公所」则负责联络四环地区（即下环、中环、上环及西环）各行舖户，统筹建醮活动。

随着香港与内地及东南亚贸易日趋畅旺，高满华及招成林等商人于1864年订定《南北行规约》，避免同行间因贸易出现纠纷。南北行公所在1868年成立，是当时最重要的华人商业组织。南北行与东华医院关系密切，高满华为创院总理，而早期东华董事局的成员亦有不少为南北行的代表。

买办在广州公行制度时期专门为洋商工作，联络本地官商及执行各种杂务。公行废除后，他们转而成为外商十分倚重的贸易伙伴，地位提升，收入大增。有些买办更自立行号，成为香港华人社会里一个新兴的阶层。仁记洋行的买办梁云汉就成为东华医院的创院主席，而南北行商和买办更为东华医院年捐的两大支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