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 早期香港的慈善与救济工作
香港开埠初期的慈善机构主要由教会团体创立，作为在华宣教事工的一部分，其中包括沙尔德圣保禄女修会、嘉诺撒仁爱女修会及巴陵在华女传道会兴办的孤儿院，以及巴陵差会在湾仔开设的诊所和医院。孤儿院收养被遗弃的婴孩，教导他们读书识字和宗教知识，后来喜廸堪会在西区建立院舍，专门收容失明女童。
当时香港政府对待孤寡老弱和不能自存的华人，基本上没有任何救助，只对流浪汉及年轻犯人的收容所提供少量财政支持。华人只好依赖同乡会、宗亲会及行业公会，以至街坊团体等组织，以介绍工作及解决生活上的种种问题。但这些以地缘、亲缘、业缘或邻里关系作为纽带的组织有其局限。直到1870年东华医院创立，香港才首次出现一个服务全体华人居民的医疗及慈善机构。
2. 互助精神与救济工作
早期香港华人聚居于上环太平山区，卫生环境恶劣，生活艰苦。部分华商本着「民胞物与」的精神，透过街坊会及同乡会对社会下层的华人救助。早于1866年，已有华人建议成立中医院，但到1870年东华医院创建总理再次提出申请后，始得以成事。同时期的华人慈善组织，则有1878年成立的保良公局和1880年创办的乐善堂。
19世纪下半叶，广东各地诱拐人口到海外充当华工的情况严重。港府最初没有介入，其后才立法禁止。东华亦协助打击「苦力贸易」，1873年开始僱用侦探缉拿拐匪，并暂时收容获救的妇孺。1878年底东华绅商协助筹组保良公局（即今保良局），并将平安、福寿两楼借给该局办公。直到1893年《保良局组织条例》生效后，保护妇孺的工作才完全由保良局承担。
1910年东华成立「栖留所」，专门收容流落在港，无所依靠或等待遣返的难民。「栖留所」虽曾于1935年关闭，但在1941年重开，直到1960年才正式停用。
3. 本地赈灾工作
1874年颱风袭港，6小时内有逾2,000人丧生。东华医院协助善后，把捡获的399具遗体，或就地安葬，或葬于牛房义山，这是东华医院首次参与本地赈灾工作。至1880年，又把昂船洲发现的百多具风灾遇难者的骸骨，迁葬于鸡笼环，这次赈灾行动更获港督轩尼诗捐款支持。
1918年跑马地发生马棚大火，约600人遇难。东华医院派员赶赴现场拯救伤者，事后亦应死者家属要求于扫桿埔设立「中西士女之墓」，并建醮超度。在20世纪上半叶，东华一直在本地赈灾工作担当重要角色，无论是筹募捐款，还是在分发救援物资、施棺赠殓方面，都发挥重要作用。二次世界大战后，香港政府成立社会局，又积极扶助街坊福利会，以提高社群互助的意识，各类社会服务组织如雨后春笋出现，渐次取代东华三院的领导地位。但东华的捐款，依然是赈灾善款的主要来源。
4. 地区枢纽与内地赈灾工作
1876年至1879年间华北大旱（史称「丁戊奇荒」），死亡人数超过500万，东华总理梁云汉、高满华及柯振捷协助募捐，把本地及南洋各地所筹得的16万元，转匯往内地——这是东华第一次参与内地赈灾。1878年东华获山西巡抚曾国荃馈赠「克广德心」牌匾，翌年更获赠清光绪帝御赐「神威普佑」牌匾。
1885年广东西江及北江洪水泛滥，当时东华总理何献墀等劝吁港商及海外华商捐款，最后筹得46,000余元善款，光绪皇帝再次御赐「万物咸利」牌匾。1918年东华因救助华北地区的水灾而获得总统冯国璋颁赠「善与人同」匾额。
20世纪中国内地时遭兵燹，东华亦多次赈济兵灾，包括1932年的上海兵灾，当年总理陈廉伯不但实地到灾区视察，更发动不同年届的总理捐款，5天内筹得96,000元，最后善款总数高达32万元，成为一时佳话。1949年后，东华三院停止在内地的慈善与救济工作，直至1991年及1994年内地水灾期间，中断40多年的内地赈灾活动才得以恢復，并分别筹得690多万及300万元善款。
5. 地区枢纽与海外赈灾工作
1860年代，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条约中，订明华人可以出洋谋生，及后大量华人被招聘至美洲及澳洲等地务农、修筑铁路和开矿。这些海外华人中，不少都是途经香港远赴海外，同时利用香港的金融网络把工资匯兑回乡，与香港关系密切。
1906年4月18日，美国加州发生8.3级大地震，伤亡人数高达数千，25万人无家可归。东华联同广州广仁善堂一起赈济受灾的华人，通过平籴、借款、院内拨款及坊众捐签等方法，共筹得超过23,770元。1923年9月1日，日本关东地区发生7.9级强烈地震，影响东京、神奈川、千叶及静冈等地，死亡人数达15万，200多万人无家可归。有见及此，东华联同华商总会、保良局、神户中华会馆等沿门劝捐，并接济抵港侨胞。从这些海外赈灾活动可见，东华一直是内地与海外华人社群之间的重要桥樑。
6. 东华与港府及内地政府的关系
香港政府以东华医院怀柔华人，但亦担心这个跨行业、亲族、族群和地缘背景的组织坐大，成为「政府中的政府」，甚或被清廷拉拢利用，危害外商在华利益。1884年香港码头工人罢工期间，政府就调动英军在太平山区巡逻，部分更暂驻在东华医院内示威。日后政府在中医问题上对东华的批评，也是希望藉此可以加强对东华的控制。
东华医院董事局主要由商人组成，在内地和东南亚皆有商业联繫，与内地政府关系良好，更负责接待途经香港的内地官员，故此在赈济内地灾荒的工作上，一直扮演统筹和联络的角色。民国政府成立后，东华的重要性没有减低，继续被视作最具代表性的香港华人组织。
7. 日佔时期的救助工作
1937年「芦沟桥事变」后，大批难民南下避乱。政府为了应付难民潮，拨出旧国家医院、域多利监狱及前九龙理民府等处为临时收容所，前后接待了逾3万名难民。在此期间，东华拨款赈济灾民，又协助从日本回流的留学生及侨民归乡，重新开放「栖留所」，同时应政府要求，负责管理难民营、供应膳食，并提供各种救济服务。
香港沦陷时期，百业俱废，东华东院被用作陆军医院，义学停办，仅有东华医院及广华医院维持服务。院方收入大减，入不敷支，拍卖尝产亦无人问津。1944年，东华的储备已经耗尽，加上无人愿意出任总理，几陷于停办边缘，最后东华向全港华人呼吁救亡，在当时香港佔领地总督及全港各界人士捐款支持下，东华的财困才得以暂时纾缓。
8. 从救济到社会服务
1949年前后，大批国民政府的军政人员及家属逃难到港，香港政府要求东华提供临时救济，为难民登记，并将难民安置在东华三院的栖留所内。难民从摩星岭迁往调景岭后，东华继续协助他们办理赴台手续；直到1953年难民定居调景岭后，东华的救援工作才告一段落。
1950年至1970年代，从内地迁港的新移民多于山边搭建寮屋居住，遇上风灾、火灾或山泥倾泻，都会带来数以百计的灾民。这时期东华依然站在赈济最前线，向灾民派发衣食，但赈灾的统筹工作已由社会局及街坊福利会主导。随着各种社会服务机构大幅增加，东华不再独揽社会服务工作。政府于1965年发表第一份《社会福利白皮书》后，大幅增加紧急救济和社会福利设施，一方面直接承担社会福利工作，一方面亦资助志愿机构提供相关服务，东华三院亦变成为「合作伙伴」的一员。
9. 尝产与慈善服务
东华三院能够为香港社会作出巨大贡献，得力于各方踊跃捐输，以及来自「尝产」的收入。东华第一所「尝产」是1873年购入的永乐坊（今永乐街）40号，在往后5年，更于中上环一带先后购入10多幢物业。至1930年，「尝产」年租金收入已多达113,651元。
购买物业除了可收取租金补贴开支外，亦可提供房舍扩充服务，如1907年东华就曾把普仁街及保良新街（今新街）购买的单位，改建成新街疫局，而1930年的女子义学，也在东华的物业内开设。于2009/2010年度，东华拥有及管理的物业为103项，租金收入达3亿3,600万元。
历年来，东华医院多次获得善长捐赠物业，充分反映出社会人士对东华医院的信任和支持。
10. 东华的筹款活动
东华医院的收入初期主要依赖行会、商会和总理的捐款，经济不景时，捐款数目就会大减。东华为解决财政问题，不断扩大筹募范围，筹款活动亦不断推陈出新。1913年，东华首次邀请戏班演戏筹款，1921年又邀请京剧大师梅兰芳义演。1929年南华体育会又为东华举办足球比赛筹款。1934年，东华举办游艺大会和开办赛马彩票，加上话剧、马戏团、街头卖花、万善缘胜会等活动，市民只要购买门券，就可以参与善举。1961年东华发售一元慈善奖券，奖品由善长捐出，包括汽车及整幢楼房，最终筹得50多万元善款。
过去数十年间，东华通过举办不同形式的活动，使筹款工作深入到各个界别和阶层之中。1979年起与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合办「欢乐满东华」，透过电视节目募捐，又举行屋苑筹款比赛、小巴和的士义载及街市义卖活动，使筹得的善款屡创高峰，而这些募捐活动不单是东华三院一年一度的筹款盛事，更成为香港市民生活的一部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