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錫麟

1936年梁錫麟在衙前圍出生，他從長輩據聞，祖父來自侯王廟附近的荔枝園，當年在社會有名望，算是「太平紳士」。他有3個妻子，梁錫麟大祖母生他的阿姑和父親。祖父最寵愛第三位妻子，為她留下不少財產，其兒子(非梁姓)戰後在長州經營酒家。阿姑下嫁衙前圍村的吳郁德，生子吳灶喜，生女吳灶鳯，打醮時法師用圍頭話唱名: 「吳郁德妻梁氏，男灶喜女灶鳳」，發音十分有趣。阿姑有兩個女兒，分別嫁到龍鼓灘(劉姓人)和石澳。梁錫麟父親早年在華仁書院畢業，後來當郵政司的秘書，當時做公務員很了不起，可能父親有點囂張，他有個「郵差佬」的外號。梁錫麟幼時曾坐車上英軍打靶場，跟郵政司的子女玩樂。父親有句常掛在口邊的說話: 「好仔不念爺田地」，藉此勉勵後人不要爭產。

梁錫麟母親是家庭主婦，未知是何處人士，但她有些文化，曾在家教他讀3本紅皮書，包括《千字文》和《三字經》。梁錫麟懂事時已住衙前圍，全家租住四巷的第一間屋，他有兩位妹妹，較他年幼2年及4年。嬰孩時期的梁錫麟曾生病，可能是長麻牙之類，母親缺乏育兒知識，由吳渭池的妻子帶他看醫生，因此梁錫麟父親尊敬吳渭池，將兒子給他上契。契媽是上海人，契爺曾在上海經商，兩人在上海認識。日治時期父母和妹妹因營養不良病逝，父親去世前將兒子交託給吳渭池，自此梁錫麟便跟隨契爺和契媽生活。

梁錫麟在衙前圍出生，住在四巷的石屋。衙前圍的屋分泥屋、磚屋和石屋3種，日後他才知道石屋算是「豪宅」。他小時候很頑皮，屋內掛了一個擺鐘，在好奇心驅使下，他把擺鐘拆下來，父親為免危險，將擺鐘放在更高處，但鐘已壞掉了。童年他在圍門玩樂，玩意有極樂(陀螺)、碌仙、掟仙和放風箏等，有時走上慈雲山捉金虎仔(豹虎)。他很少去附近的地方，大人怕小童走太遠，或在路上遇壞人。戰前衙前圍是七約的領袖村，一方面房屋的排列整齊，另一方面村內有較多人為社區做事，出任東華三院值理之類的職位。附近的村較小，有些只有8至10間屋，面積如同一個球場，例如踎前和石鼓壟；房屋亦不整齊，有些向北的，有些向南的，甚至只有木屋。沙埔村在舊吳氏宗祠旁邊，範圍只有衙前圍村的一半。

日軍來了香港不久，梁錫麟家人相繼去世，父親臨終時將他託付給吳渭池，希望他保存這九代單傳之脈，自此梁錫麟便跟從契爺吳渭池生活。契爺住在4巷2號的兩層磚屋，契爺睡在上面，梁錫麟在樓下睡馬閘床(帆布床)，因地方有限，白天要把床收起。村中成人教導小孩，有兩個躲避日本人的方法，能逃走的便逃走，否則要躲在床底。大人又教小孩分辨不同的槍聲，聽到「沙沙」聲便要伏下，說明子彈很近。某次梁錫麟在村外玩樂，碰上日本人，來不及跑回家，他跑上慈雲山逃避，途中聽到槍聲，嚇得腳軟倒下，郤恰好避開子彈。在惶恐中他抱着一個大人，及後發現竟是一具屍體。慈雲山當時是墳場，有些屍體還沒有埋葬。

梁錫麟6歲時入學，同年日軍攻打香港，長輩教他防範日軍槍炮: 聽到「PP」聲不用怕，「沙沙」聲就要伏低，避免中彈。每聽到飛機轟炸聲，村民走到鑽石山躲避。某次飛機轟炸，梁錫麟跟不上大人，只好躲在床底；圍村中了很多彈，落下來卻不爆炸，期間有村民到天后宮問杯，媽娘答謂「不用怕，不用走」，直至今天梁錫麟仍有問杯的習慣。淪陷後他的家人陸續離世，契爺吳渭池生活亦艱難，他原來住衙前圍4巷2號，未幾搬到模範村鴨仔湖，在當地做鄉長(編按: 1942年日軍擴建機場，徵用衙前圍週邊的土地，當局在九龍塘興建模範村，安置受影響的村民)。模範村的屋不易爭取，村民要抽籤安置；契爺在圍外有屋，同時養豬，他成功獲安置。模範村的屋較大，環境空曠，這可能是契爺搬入的原因。

梁錫麟跟契爺、契媽搬往模範村。契爺帶子姪從軍，他的兩個兒子參加了遊擊隊。衙前圍有不少人參加遊擊隊，但很少人活下來，例如吳有發做了排長，其弟吳有興亦參軍，在19歲時被日本人拘捕和處決。參軍的人很敬重契爺和吳華友(兩人淪陷前組織衙前圍自衛隊)。當年日本人殘酷，將捕獲的遊擊隊成員當餌，路過的人如跟他們打招呼，將被視為同伙。後來吳渭池被捕入獄，他跟一同坐牢的村民被施嚴刑逼供，如吊飛機和灌水，有村民忍不住供出參軍的成員，契爺當年已50多歲，他勸村民不要拖累年輕一輩。他在獄中受刑幾近去世，釋放出來後慢慢調理身體，康復後離港赴惠州，投靠游擊隊的人，梁錫麟和契媽則留在模範村種菜。

和平後契爺返回模範村居住，直至政府在模範村收地發展，契爺才搬回衙前圍。他原來在圍內的屋日治年代已空置，後來租給外人，回來後他補錢請租客遷出，自己住回舊屋。早前契爺以行船的收入買田地，戰後仍有耕種西洋菜，後政府收地擴建啟德機場，只給予呎價1毫的賠償。日治時衙前圍十室九空，有外人入村霸佔空屋。昔日村民很純樸，不理會有人霸屋，亦不知道鄰人是否霸佔。戰後有很多人外姓人搬入，租屋和買屋亦有之，原居民則一直減少，有些人因移民而賣屋。外姓人大多是廣東人，講本地話和圍頭話。梁錫麟小時候講圍頭話，後來村民漸漸被本地話同化了。

日軍入衙前圍後，村民雞飛狗走，有鄉下的便返鄉下，梁錫麟留港跟着成人謀生。日軍拆了踎前的房屋後，契爺吳渭池憑略懂日語之便，成功向當局爭取在九龍塘興建模範村，安置受影響的村民，他出任該村的鄉長。當年契爺是海員工會主席，不少宣揚抗戰的文化界人士在模範村出沒，梁錫麟負責「睇水」，通報日軍的行踪。模範村的房屋相互打通，便於走屋串戶匿藏，當時整天要走鬼，村民沒有一刻安寧。村外是一片菜地，村民在鴨仔湖取水淋菜。梁錫麟聽聞日本人比賽殺頭，將屍體放入鴨仔湖，小孩都不敢走近。當時有力氣的人走水客，其他人行乞或搶食物，契媽要食穀種。梁錫麟沒有書讀，他感慨有飯吃已很不錯。他經常以蕃薯充飢，因多吃而感厭惡，某次嫌蕃薯難吃，他偷偷地扔掉，怎料大人看見，他被敲頭責備，當年的苦與樂實在難以形容。小孩無事可做，模範村有大片空地，可供小孩玩樂，但大人心情不佳，梁錫麟見到大人時都不敢玩，但契爺和契媽沒有打他。和平後他跟契爺仍住模範村，契爺租出衙前圍的屋。模範村清拆後，契爺才搬回衙前圍居住。

梁錫麟認為最開心的節日是農曆新年，衙前圍昔日是傳統圍村，過年時老婦炒米餅、蒸年糕和炸煎堆，預備很多賀年食品。吳志榮祖母家有大鑊大灶，梁錫麟興奮地看婦女製作食品。中秋節青年人在圍門放孔明燈，燒猛煙火升燈上天，飛至目不能及之處。當年人口疏落，不怕引起火警。梁錫麟小時候生活艱難，吃月餅的機會不多。他不覺衙前圍的屋擠迫，有棲身之所已感滿意。他有時在朋友家睡覺，享受打地鋪的時光；出門前跟大人交代，只要不走出圍外，大人不會擔心。

1940年代至1950年代，東頭村有不少木屋，有些居民是衙前圍村民的親友。木屋區不屬衙前圍管轄，不用鄉長批准建屋。木屋區如同城寨，受黑社會操控，居民要跟他們打關係。因木屋易生火，東頭村發生火災，衙前圍隨時被波及。及後東頭村發生大火，導致七層徙置大廈的興建。梁錫麟認為徙置區有人情味，鄰里守望相助，街坊不用關門，衙前圍村民在徒置區亦有親友。梁錫麟小時候圍側有旱廁(公廁)，建在村與村之間的空地，算是正式的「屎坑」。當時衙前圍的屋沒有廁所，村民在家備有痰罐，每晚有人上門倒夜香。徒置區出現後便沒有旱廁，村民使用七層大廈的公共廁所和沖涼房，但老人和小孩仍用痰罐。七層大廈拆卸後，梁錫麟成功向政府爭取建公廁，獲工務局撥款50萬元。

梁錫麟讀過4年書，11歲時入讀旺角勞工子弟學校(勞校)。學校由契爺所選，他本身是勞工階級。勞校每月學費5元，契爺沒有本事供他讀其他學校。因年幼已在家跟母親讀3本紅皮書，梁錫麟入勞校便直接讀小三。學校是半日制，他是下午班學生，小時候貪玩貪快，從家中踏雪屐上學，不消半小時便到學校，走路要旺角則要1個小時。他覺得踏雪屐很了不起，馬路人少車少，但長大了怕死便不敢。他最欣賞勞校有電器、車床等科，有助學生謀生。勞校學位有限，入學要看家庭背景，工人子弟生活艱難，珍惜讀書機會。梁錫麟買不起算盤，每次上課前要問人借，某次借不到算盤，只好跟老師說忘記帶，老師罵他吃食時曾否忘記夾餸，挨罵後感慨有苦自己知。老師生活清苦，工資較高的老師主動接濟同事，甚至奉獻一半的月薪，這種無私奉獻的精神，對梁錫麟影響很大。

梁錫麟成績不俗，小學畢業後，考獲香島中學的學位，但契爺經濟困難，沒錢再供他讀書，只好輟學工作，15歲做辦公室助理。衙前圍的吳氏宗祠設有學校，南方學校、愛群學校和漢文師範同學會(漢師)先後在祠堂辦學，戰前南方學校派3男1女共4位老師任事，工資很低仍願執教，有一種幫助窮人的信仰，他們教白話文，並傳播革命種子。和平後漢師在祠堂辦學，由於是私立學校，學費較高。附近的徒置區出現後，區內只有天台學校，因此後來開辦的至德公立學校已很了不起。

梁錫麟小學畢業後投身工作，由朋友介紹一份辦公室助理的工作。他在中環上班，因要懂得讀地址，他學會一些英文。其後他轉過幾份類似的散工，但在每份工的時間不長，體會到謀生不易。至德公立學校開辦後，契爺吳渭池吩咐他經營學校小食部，於是他轉行小販工作，當年約25歲。吳成達祖是至德的辦學團體，有權參與校董會，派人出任校監，並可選任老師或校工等職位。梁錫麟未做過小食部，但曾幫人到學校搬貨，新工作較易上手。小食部出售小孩喜歡的食物，包括大同汽水和維他奶。他認為最麻煩的是切麵包，每天要早起切包。初期他有位朋友幫忙切麵包，朋友病逝後便獨自經營，但一個人亦可兼顧。課堂期間他在附近格價買貨，做熟了便光顧某兩店。經營小食部收入低，可謂「餐揾餐食餐餐清」，只能勉強過活。

至德公立學校的最高招生人數是1080名(即24班，每班45人)。至德窮人子弟較多，有買不起東西的學生站在小食部外，梁錫麟同情他們，送上麵包皮，日後不少舊生回校道謝。他本人也經常吃麵包皮，收入不足時靠穿膠花、剪線頭幫補。學校小食部自負盈虧，初時梁錫麟每月向吳成達祖繳交200元，包括電費、小食部租金和宿舍租金，後來要額外交電費和差餉。小食部後來領了牌照，但不用交牌費。他經營小食部要兼職當更，負責看管學校的門窗，他的宿舍在天台，夏天時陽光十分猛烈。他在小食部工作10多年，學校不斷縮班後，經營日益困難，更要兼職做校工，直至交不起租金，便結束了小食部，他感慨學生要倒霉了。此後他全職做校工，做到60歲的法定退休年齡。退休時他仍住宿舍，離職後申請公屋，竟被指住屋面積和收入超標，當局將整間學校算作他的住所，計算收入時又未考慮3個月暑假沒有生意，最後由律師朋友出面，向當局致信申請，幾經周折才成功上樓。

梁錫麟經營至德公立學校的小食部，工作性質算是小商販，有人勸他加入小販商會(編按: 港九小商販聯誼會)，最初他把持不定，伹見到反英抗暴時，小販寧願不食飯，也捐錢支持愛國活動，他覺得小販很有義氣，風暴過後決定入會，出任宣教部主任。他認為做事要有名份，以便應對政府。他負責黃大仙、新蒲崗一帶的小販事務，跟會長屈超緊密合作，以有限的學歷做文書工作。衙前圍週邊也有一、兩名小販入會，但只是普通會員。

1960年代圍邊有不少小販，尤其是吳氏宗祠對開的斜坡，開了不少水果檔，最初是流動檔，慢慢變成梗檔。小販大多沒有技能，不能入工廠打工，只好在街邊擺賣。後來政府發展社區，改建七層大廈，要求祠堂外的小販搬走。小販不滿意賠償，求助梁錫麟，剛巧至德校長是委任區議員，梁錫麟建議小販請校長出面，但校長立場親政府，主張小販接受賠償。此外，當年衙前圍仍有街喉，某次街喉因維修暫停供水，梁錫麟找校長幫忙，要求學校向村民供水煮飯。雖然他在小食部工作，校長仍不留情面，拒絕所求，亦不願向教育司署請示。

梁錫麟認為校長在小販和食水的問題處理不當，失去了不少人心。未幾校長參與區議會選舉，請求梁錫麟幫忙助選，但他自謂無能為力，結果校長因些微票數落選。當屆選舉衙前圍有300名登記選民，校長爭取到半數支持已當選。梁錫麟自問無悔無錯，選舉後他得更多人的信任，因他「手指咬出唔咬入」，冒着失去工作的風險。後來有人鼓勵他參選區議員，但他沒有接納，因不想被人覺得做事是另有目的。他覺得自己「戇居」，自言受契爺性格的影響，當年契爺賣掉自己的屋，替海員工會還債，梁錫麟十分敬佩。

 

和平後契爺吳渭池忙於香港海員工會事務，梁錫麟小時候與他接觸不多。海員工會戰後復會，契爺做了10屆主席，其後改任顧問。英輝修船廠的司徒輝尊敬契爺，送了一隻遊艇給工會，方便工友上落輪船。梁錫麟出生前契爺已任衙前圍鄉長，昔日村民在祠堂選鄉長。鄉長只限吳、李、陳三姓人出任，外姓人是輔助性質，只能出任村代表，鄉長不在時村代表有權處理一切。村民如有爭吵，契爺定必出面排解，跟村民講道理，鄉村人較純樸，尊重老人，因此每次排解都成功。契爺沒有做過祖堂的司理，推舉子姪任職。昔日根據長子嫡孫的原則，吳成達祖只有一位司理，即長房的吳魚池，政府收地拆祠堂時，吳魚池堅持包攬大權，契爺提出改革，提議吳成達祖的司理增至4名，由廣玄、東玄、泰玄、日玄四房各舉一名，共權祖堂事務。吳魚池反對，拒任長房司理，甚至打官司打至英國。契爺只為公不為私，他認為傳統制度造就私利，在這次爭議中很多族人聽他，但有人視他為眼中釘。其後政府徵收祖堂的土地時，族人開會爭論賠償金的分配，有當差的族人帶槍，會上疾言厲色，連契爺亦要畀面，最後以一半按房、一半按人丁的原則分產。

和平後梁錫麟與契爺住在模範村，後來搬回4巷的祖屋居住，梁錫麟上學時仍住模範村，但工作後住處不固定，有時住在宿舍。契爺在1975年去世，離世前1年患病，他自知時日無多，於是向梁錫麟口述生平，請他為自己寫傳記。契爺信任梁錫麟，但表明有些事情不能詳述，至契爺病重時，他便沒有再追問。梁錫麟覺得契爺大公無私，深造其精神影響。契爺和契媽去世前由金妹照顧起居，金妹的丈夫是遊擊隊成員，日治時期去世，契爺同情她，金妹便與兩老同住，相依為命。契爺去世後金妹徵詢梁錫麟的意見，希望可以留在4巷居住，梁錫麟自問沒有怎樣照顧契爺，考慮到金妹沒地方棲身，在情在理下同意她的要求，但因害怕子姪爭產，他請李棠、吳兆川等村中有名望者做見證，以白紙黑字立約，批准金妹繼續住在吳渭池的祖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