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早期电影游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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侯曜

侯曜(1903-1942)是中国第一代的剧作家、电影导演,也是第一批南来香港发展的电影人。从二十年代在上海参与多部默片的编导工作,过渡到整整一个三十年代拍了接近廿部粤语片。取材广泛,不限古今;题材多元,从男女情爱到社会问题、国情局势。四十年代初应邀到星洲发展,拍了多部马来语电影。可以说,侯曜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电影艺术家,他的导演技巧嫺熟,剧本言之有物,电影美学亦具个人风格,虽然他一生只有短短四十年,但他留给中国及香港电影的,却跨越了时代之限。


新舞台─从戏剧到电影


祖籍广东番禺的侯曜,二十年代初在上海戏剧界已薄有名气,与太太濮舜卿被认为是「学校剧」的代表人物。他在1921年入读南京东南大学,是校内的活跃份子。翌年侯氏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建「社会主义青年团南京地方委员会」,其中一项任务是号召爱演戏的青年入团,务求通过戏剧来教育平民,由侯氏负责主理。他后来的妻子濮舜卿就是在东南剧社结识。侯曜一边唸书,一边办剧社,一边创作剧本,这段时间他创作了六个剧本,这些剧本均多次在校内以至全国各地的剧社上演,而且更结集成书出版。


1924年侯曜大学毕业后,即被上海长城画片公司邀请担任编剧主任,同年又与濮舜卿结婚。这是侯曜创作力充沛的一个时期,他两年间写了五个剧本,包括《弃妇》、《爱神的玩偶》、《伪君子》、《一串珍珠》等,其中《伪君子》由他包办导演一职。这几个剧本都以写实剧方式揭示社会问题,侯曜以新一代知识份子的目光批评旧社会的种种。


新里程──进入民新


1926年是侯曜电影事业第一个里程碑,他与太太转投黎民伟主理的上海民新影片公司,三年里参与编剧或执导的电影有九部,其中六部同时身兼编导,包括《和平之神》(1926)、《西厢记》、《海角诗人》、《復活的玫瑰》、《月老离婚》(均为1927年)及《木兰从军》(1928),夫妻俩成了民新创作部的中坚人物。侯曜编写的剧本多样化,既有时装也有古装;既有写实贴近时局的,也有浪漫诗意抒情的。关注的层面也由男女情爱、人性善恶,进一步拉阔至社会矛盾、国情时局。他将新世代的观念套入传统戏剧形式,再自行创新处理,其中现存的《西厢记》及《海角诗人》都十分前卫。


侯曜在上海民新公司发展一帆风顺,拍罢《木兰从军》(1928)后毅然离开,选择加入国民革命军的部队,负起军事教育工作。这个决定改变了他往后的命运,他暂别电影,走入军教的领域。1933年侯曜因政局变化而避走香港,拍了一部《呆佬拜寿》后,又再专注写作和教育,其时他为报章写了不少受读者欢迎的长篇小说,包括后来他亲自改编搬上银幕的《太平洋上的风云》(1938)同名小说。1937年侯曜復出拍摄粤语片,创下他电影事业第二个高峰期,三年间拍了十六部电影,产量甚丰。


命运随时局变化


侯曜触觉敏锐,经常在作品反映对社会及时局的关心。他的人生中除电影、戏剧以外,还有政治。他充满爱国热情又信奉国家主义,眼见中国东北的形势险峻,受日本人威胁,他在1930年加入中国青年党,一方面担任军事教育的工作,另一方面以「铁笔」之名发表反日文章,又继续编写爱国抗日的舞台剧本及诗歌,并偷运军火。


电影事业起起跌跌


1934年至1936年间,侯曜为多份报章撰写连载小说,包括大受读者欢迎的《太平洋上的风云》、《沙漠之花》等,又继续以「铁笔」之名发表时评。他明白作品要接近群众,加上巿场和时势的考虑,他学会以适当的手法来包装不同题材的作品,将爱国思想点滴地渗入,不直接宣之于口。那两年,侯曜成为香港人气急升的流行作家,获各大报章争相罗致写稿。


侯曜有了多本流行小说的读者群基础后,于1936年底復出拍片,将《太平洋上的风云》、《沙漠之花》、《珠江风月》、《理想未婚妻》、《血肉长城》等陆续搬上银幕,大多电影由他亲自执导及改编,其中六部是他与入室弟子、后来成了亲密伴侣的尹海灵合导。侯曜復出的消息颇受媒体重视,拍片的花絮常刊于报章,而且电影票房不俗,可算是他电影事业上第二个高峰。


至1940年初,侯曜编导作品十四部,从国防电影到后来通俗的民间故事、风流喜剧,题材丰富,口味亲近民众。不过国民政府推行新政策要求电影界整风,对内容及意识加以箝制。侯曜被文化界、评论界多番抨击,内心满是委屈,促使他接受邵氏兄弟公司(新加坡)之邀与尹海灵共赴星洲发展。在星洲短短一年半时间,侯尹二人已完成了六部马来语片,可惜侯氏命运多舛,1942年星洲沦陷,他不幸死于日军刀下,画上生命的句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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侯曜

侯曜(1903-1942)是中国第一代的剧作家、电影导演,也是第一批南来香港发展的电影人。从二十年代在上海参与多部默片的编导工作,过渡到整整一个三十年代拍了接近廿部粤语片。取材广泛,不限古今;题材多元,从男女情爱到社会问题、国情局势。四十年代初应邀到星洲发展,拍了多部马来语电影。可以说,侯曜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电影艺术家,他的导演技巧嫺熟,剧本言之有物,电影美学亦具个人风格,虽然他一生只有短短四十年,但他留给中国及香港电影的,却跨越了时代之限。


新舞台─从戏剧到电影


祖籍广东番禺的侯曜,二十年代初在上海戏剧界已薄有名气,与太太濮舜卿被认为是「学校剧」的代表人物。他在1921年入读南京东南大学,是校内的活跃份子。翌年侯氏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建「社会主义青年团南京地方委员会」,其中一项任务是号召爱演戏的青年入团,务求通过戏剧来教育平民,由侯氏负责主理。他后来的妻子濮舜卿就是在东南剧社结识。侯曜一边唸书,一边办剧社,一边创作剧本,这段时间他创作了六个剧本,这些剧本均多次在校内以至全国各地的剧社上演,而且更结集成书出版。


1924年侯曜大学毕业后,即被上海长城画片公司邀请担任编剧主任,同年又与濮舜卿结婚。这是侯曜创作力充沛的一个时期,他两年间写了五个剧本,包括《弃妇》、《爱神的玩偶》、《伪君子》、《一串珍珠》等,其中《伪君子》由他包办导演一职。这几个剧本都以写实剧方式揭示社会问题,侯曜以新一代知识份子的目光批评旧社会的种种。


新里程──进入民新


1926年是侯曜电影事业第一个里程碑,他与太太转投黎民伟主理的上海民新影片公司,三年里参与编剧或执导的电影有九部,其中六部同时身兼编导,包括《和平之神》(1926)、《西厢记》、《海角诗人》、《復活的玫瑰》、《月老离婚》(均为1927年)及《木兰从军》(1928),夫妻俩成了民新创作部的中坚人物。侯曜编写的剧本多样化,既有时装也有古装;既有写实贴近时局的,也有浪漫诗意抒情的。关注的层面也由男女情爱、人性善恶,进一步拉阔至社会矛盾、国情时局。他将新世代的观念套入传统戏剧形式,再自行创新处理,其中现存的《西厢记》及《海角诗人》都十分前卫。


侯曜在上海民新公司发展一帆风顺,拍罢《木兰从军》(1928)后毅然离开,选择加入国民革命军的部队,负起军事教育工作。这个决定改变了他往后的命运,他暂别电影,走入军教的领域。1933年侯曜因政局变化而避走香港,拍了一部《呆佬拜寿》后,又再专注写作和教育,其时他为报章写了不少受读者欢迎的长篇小说,包括后来他亲自改编搬上银幕的《太平洋上的风云》(1938)同名小说。1937年侯曜復出拍摄粤语片,创下他电影事业第二个高峰期,三年间拍了十六部电影,产量甚丰。


命运随时局变化


侯曜触觉敏锐,经常在作品反映对社会及时局的关心。他的人生中除电影、戏剧以外,还有政治。他充满爱国热情又信奉国家主义,眼见中国东北的形势险峻,受日本人威胁,他在1930年加入中国青年党,一方面担任军事教育的工作,另一方面以「铁笔」之名发表反日文章,又继续编写爱国抗日的舞台剧本及诗歌,并偷运军火。


电影事业起起跌跌


1934年至1936年间,侯曜为多份报章撰写连载小说,包括大受读者欢迎的《太平洋上的风云》、《沙漠之花》等,又继续以「铁笔」之名发表时评。他明白作品要接近群众,加上巿场和时势的考虑,他学会以适当的手法来包装不同题材的作品,将爱国思想点滴地渗入,不直接宣之于口。那两年,侯曜成为香港人气急升的流行作家,获各大报章争相罗致写稿。


侯曜有了多本流行小说的读者群基础后,于1936年底復出拍片,将《太平洋上的风云》、《沙漠之花》、《珠江风月》、《理想未婚妻》、《血肉长城》等陆续搬上银幕,大多电影由他亲自执导及改编,其中六部是他与入室弟子、后来成了亲密伴侣的尹海灵合导。侯曜復出的消息颇受媒体重视,拍片的花絮常刊于报章,而且电影票房不俗,可算是他电影事业上第二个高峰。


至1940年初,侯曜编导作品十四部,从国防电影到后来通俗的民间故事、风流喜剧,题材丰富,口味亲近民众。不过国民政府推行新政策要求电影界整风,对内容及意识加以箝制。侯曜被文化界、评论界多番抨击,内心满是委屈,促使他接受邵氏兄弟公司(新加坡)之邀与尹海灵共赴星洲发展。在星洲短短一年半时间,侯尹二人已完成了六部马来语片,可惜侯氏命运多舛,1942年星洲沦陷,他不幸死于日军刀下,画上生命的句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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