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制衣业的源流和轨迹
「制衣」有两重含义，既是一个工序，又是一个行业。成衣生产必须经纺、织、染、缝四个工序，早期成衣物料以棉织为主，因此「缝」或「制衣」是棉系工业的最后工序。香港不少大型纱厂是一条龙式生产，制衣是其中一个大部门；同时又有大量不从事纺织染的制衣厂，要依赖本地和外国的纺织厂供应成品布，因此制衣又可视为独立行业。战后官方的工业统计将纺织业和成衣业分开。
按成衣产品分类，制衣厂可分为上装 (衫)、下装 (裤)、套装、厚装和薄装，每件采取分科式的大规模生产，工人负责个别工序，战后香港制衣厂商以粤籍为主。此外，有不少上海和潮州籍裁缝开设住家式工场，以抽纱、刺绣、顾绣等精细手工为卖点，提供度身订造的上价货。钮扣、拉炼、印刷是依附制衣的周边行业。谈及香港制衣业，主要对象是流水作业式的制衣厂。
香港制衣业萌芽于二十世纪初，当年尚未有独立的「制衣厂」，制衣部门附设于织造厂内，不少织造厂除供应布料外，亦生产工序简易的成衣。以「制衣」、「Garment」等命名的纯制衣厂在三十年代初出现，「广兴泰」、「国民内衣」、「国兴制衣」是战前制衣厂的代表。战前港产成衣主要是背心、线衫、笠衫、内裤、棉织袜、泳衣等中下价货品，出口内地、南洋和其他英联邦国家及英国殖民属地。
战后西式服装风行全球，华人渐改变请裁缝订造唐装的习惯，开始流行穿恤衫和长裤。此外，四十年代末内地难民涌港，同时带来了大量资金、技术和廉价劳动力，造就制衣业的兴起。战后制衣业可粗略分成四个阶段: (一). 战后至1950年代的出口英属地区时期。(二). 1950年代末起的出口欧美时期。(三). 1970年代初起到亚洲落后国家设厂时期。(四). 1980年代初起到内地设厂时期。1970、1980年代是制衣业的黄金时期，工厂数目、雇用人数和出口总值冠于各制造行业，堪称香港的龙头工业。
产品种类和物料的变化
战前本地制衣厂出产内衣为主，其中以线衫、笠衫、棉袜为主。战后初年制衣厂以生产恤衫为主，在大众眼中，制衣厂几与恤衫厂等同，港产恤衫以大量生产的中下价货为主，除供应本地和内地外，还出口马来亚、东印度群岛、印度、锡兰等英国属地。
1950年代末欧美市场开放，令香港的出口成衣货价有所提高外，产品种类亦趋向多元化，扩展至西装裤、外套、睡衣、运动衣等类，至1961年起外衣和裤类出口总值已赶过恤衫。1970年代初牛仔装风靡欧美，本地制衣厂大量投产，成为当年出口总值最高的成衣。1980年代不少大型制衣厂开发品牌，加强产品与潮流的配合，推出中高价时装。
就物料织造方法而言，由于梭织业发展时间较长，加上梭织布必须以大规模生产，十分适合应用于大量生产的中下价成衣，因此战后至1960年代以梭织布成衣为主流，主要的梭织成衣厂有丽新制衣厂、长江制衣厂、溢达织造制衣厂等。1960年代起针织成衣普及，针织布可小量生产，加上款式较多，出产的运动衣和消闲服受到妇孺欢迎，主要针织成衣厂有罗氏针织、立信针织、协兴针织、裕泰针织等。毛织是针织的一环，1980、1990年代是毛织成衣最蓬勃的时期，披肩等装饰衣物深受时装消费者青睐，毛织厂以罗氏针织为表表者。
1960年代前本地制衣厂主要采用外国布，约有七成出口成衣以进口布料加工；随着本地纺织业日益兴旺，1970年代中期出口成衣的布料，逾半数由本地布厂供应，尤以牛仔布、卡其布、灯芯绒尤甚。制衣厂采用本地布料，有助减低生产成本，加强与邻近地区的竞争力。
生产模式：代工生产、品牌开发
一直以来，本地的制衣厂商必须依赖洋行接触外地市场，原因是不熟识当地法制和文化，加上通讯未普及，制衣厂大多将产品卖给洋行，由洋行与当地客户直接交易，例如天祥洋行经营英国市场，高纪洋行和美最时洋行负责德国市场；印度人办的洋行经营印度至非洲地区的市场。实力较雄厚的制衣厂另谋出路，1950年代末开始在欧美开设办公室，或聘用当地销售员，或与当地代理商合作，向老牌时装公司接洽，建立代工生产模式。
1960年代起代工生产是制衣业的核心经营模式，美国大型连锁店如Wal-Mark和K-Mart，向香港制衣厂落单订造廉价成衣，本地制衣厂亦为欧美品牌生产由其提供的设计样式的衣服，例如长江制衣为 Marks & Spencer、Hugo Boss、Marc Jacobs、Nike、Littlewood等生产品牌衣服。代工生产订单量大而稳定，是制衣厂的生存命脉；大厂为如期交货，会将部分订单分判，交中小型工厂承接，这些中小型工厂或会再将订单分拆，再交山寨厂甚至住家式工场承接，形成多重的外判网。分判形式可以是全件起货，亦可以是只做其中一个特定工序。战后初年香港成衣出口英属地区，规模较大的织造厂和制衣厂在南洋设有销售点，直接在当地出口和零售。出口的港产恤衫早年已创立商标，例如「广兴泰」的「飞鹰牌」、「长江制衣」的「博士牌」，但这些商标只为加深消费者对产品的印象，与欧美名牌以独特设计建立品牌形象不能相提并论。
成衣的销售利润比生产理想，1970年代起，部份成衣厂商开设销售部门，部份大型制衣厂开始发展品牌，参照外国时装界的模式创立自家品牌，例如长江制衣以法国品味为蓝本创立「Michel Rene马狮龙」品牌，自己生产、自己推销。除了自创品牌外，制衣厂商亦投资品牌代理权，甚至收购欧美名牌，或自己生产和推销，或向销售商收取版权费。例如永新集团曾收购美国时装名牌Tommy Hilfiger，永新创办人曹氏家族成为赴美发展的港商代表。 除了推销外国形象的品牌，亦有本地成衣厂商经营大众化的成衣品牌连锁店，例如「堡狮龙」是罗氏针织创办人罗定邦于1987年开立的本地品牌休闲服连锁店。
国际市场和配额制度
一直以来香港制衣业属出口导向，1960年代前出口市场以当地纺织业薄弱的落后国家为主，同时香港是英国殖民地，受惠于英联邦特惠税，输入英国的成衣产品可获入口优惠，英国是香港成衣的主要市场之一；1960年代起，香港成衣亦大量进口美国市场。但自1950年代起，欧美国家纷纷为保护其国内的成衣业，纷纷设立贸易保护措施，例如1959年香港与英国签订协议，同意自动限制棉纺织出口量； 1961年7月美国在日内瓦举行国际棉织品会议，订定国际棉织品贸易的「短期安排」，限制二十二种香港棉织品的进口数量。
1970年代初美国正式向香港棉织品实施配额，其后限制范围由棉扩展至涤纶纤维和化学纤维。1970年代，成衣产品多种多样，有纯棉、混合棉花和人造纤维等，1974年起香港与欧盟、美国将此前订定的双边贸易协定正名为「多种纤维协定」，该协定有系统地将各纺织品编码，最初受限制的只包括棉、人造纤维、羊毛，至1986年范围扩大至香港输美的九成纺织品。协定说明配额的实施办法：由进口国与出口国个别协商，按近期出口量表现，制订出口量和货种，再参照各本地厂家的成衣产量发放配额。
成衣业是香港最大的工业，香港政府高度关注配额对行业的影响，1970、1980年代多次派团参加国际商贸会议，与欧盟和美国谈判纺织品配额问题，这系列纺织品配额谈判隶属于「关税暨贸易总协定」议会组织。港府委派工商贸易署副署长为首席谈判代表，同时纺织业咨询委员会成员赴会，以便即时提供建议。委员会成员由政府委任，成员来自工业界和商界代表。香港代表团在亚洲各国之中扮演领导角色，当年不少港商在东南亚等地设厂，同时活跃于当地的纺织界商会，亦以业界身份担任该国家的代表，参与配额谈判会议，举行这些国际会议时，可发现香港的成衣家族成员分别代表不同国家谈判配额限制。
这种种配额和产地来源限制，对制衣业生态影响深远。配额分配是以厂商的生产量厘定，故此大厂和历史悠久的厂商掌握较多配额，有些厂商将配额转卖给没有配额或配额不足的厂商谋利；没有配额的小厂唯有承接大厂外判的订单，依附大厂生存；有些厂商则调整生产安排，例如提高贵价成衣产量、出口不受限制的货种，不少大厂商到不受配额限制的国家开厂，近者如澳门、台湾，远者如东南亚、南亚和非洲，直接从当地出口至欧美先进国。
由于香港是英国殖民地，港商首选投资英国属地，星加坡、马来西亚、缅甸、斯里兰卡、孟加拉都是热门的选择。他们主要透过香港贸易发展局、英资银行、毕马威顾问公司(等机构获取国外投资讯息。港商在落后国家设厂，可享受廉价土地和劳力，同时扶植所在国的纺织业，受到当地政府欢迎，但要处理当地文化差异带来的经营问题。
工厂、工人和生产技术
战前从事制衣业的主要是棉织厂，位于深水埗、旺角、油麻地和九龙城等区；另有零星的制衣厂分布在中西区和九龙城。战后初年制衣业兴起，厂房集中在深水埗和长沙湾，附近有大量的纱厂和布厂，原料供给便利，各厂间形成一条龙的互动关系。大厂一般自建单幢式厂房，规模较小者租用一层，另有更小型的山寨厂、家庭工场遍布全港。1960年代初政府发展观塘和新蒲岗等工业区，由于土地用途限于工业，工业区地价较低，吸引不少厂家买地设厂；同时政府另建工业大厦，廉价租予小厂家。并在旁兴建徙置大厦，为厂家提供劳动力。
制衣业是劳动密集工业，战前制衣厂规模较小，聘用数十人已算大厂。战后三十年来行业发展迅速，高峰期制衣业聘用人数佔全港劳工百份之十五，大厂动辄聘有数千名工人。制衣厂规模越大，分科生产越普及，工人按成衣种类和车衣工序分工；分科愈精细，工人技术要求愈低。小厂分科不及大厂精细，工人技术要求反而较高。
制衣业男女工人数目约为三七之别，厂内性别分工清晰，男工多属技师、技术员的级别，垄断裁床、熨衣等工序；女工多属操作工和非技术工人，主要负责缝制、包装等工序。
有些裁床师傅在大厂打工年后，自行创办小厂或山寨厂，承接旧东主和其他大厂的外判订单。一般车间工人以件工支薪，有助提高工作积极性，同时减低厂商的生产成本。1970、1980年代制衣业兴旺时，大厂在赶货期应接无瑕，有些将订单外发至山寨厂和住家工场承做。当年不少已婚的车衣女工在家自营工场，或在徙置大厦和公屋租铺，摆衣车开工场，从大厂接外发订单。外发工有助女工兼顾工作和家庭，同时令厂商拥有灵活的生产团队。手艺较佳的住家工人，更可从制衣厂接手「落大办」，以较高的件工酬劳缝制货办。
生产北移和企业转型
1980年代初香港的地价和工资不断上涨，制衣业与钟表、玩具、电子等劳动密集型工业一样，面临经营成本增加的压力。适逢内地改革开放，积极引进境外资本，鼓励港商设厂，给予税务、地价等方面的优惠；加上内地工资远低于香港，制衣业又不属高科技行业，不少制衣厂纷纷将生产线北移。当年不少大厂已在亚洲的落后国家设厂，但他们认为当地工人不及内地的勤奋和聪明，两者工资又相差无几，加上制度和文代差异问题，部份厂商考虑到国外投资环境不如内地理想，遂结束当地的厂房，转移内地开厂。
1980年代末、1990年代初是制厂商北移高峰期，不少港商选择在邻近的珠三角设厂，取其交通便利、语言文化相近。不少香港制衣厂北移后，工人数目倍增。内地经营成本低，有利港商发展垂直生产，一方面向上游拓展纺织，另方面向下游开发零售和品牌。北移后本地生产线收缩，除了管工和熟练工派驻内地指导生产外，厂方遣散大量低技术的车间工人，引发一连串的追讨遗散费、欠薪、年假的劳资诉讼。
北移后不少大厂仍在港维持限量生产，以便接收内地缝制好的成衣，进行后期加工，俾产品能以「香港制造」名义出口，满足客户对产地来源的要求，此种模式称为「海外加工」。为应对香港海关对产地来源的抽查，部份厂商干脆请工人「演戏」，在「车间」假装生产。近二十年香港只有象征式的制衣生产，实已转型为从事销售的遥控中心，从事品牌、采购、物流、会计等工种。生产北移二十年后的今天，内地设厂的优势已大不如前。政府订立最低工资，又每年递升工人的社保费用，劳动成本大幅上涨，部份港商抱怨在内地经营制衣业日益困难，香港制衣业的前景面临新的考验。
参考资料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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