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五金业源流
金属是古老的工业原料，较常用的有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锡等，20世纪科技进步，新金属和合金普及应用，当中以不锈钢较为突出。金属制品内容广泛，小者如螺丝钉、扣针、铁钉、表壳，大者如餐厨具、玩具、汽车零件，遍及各种军用品和民用品，生产方法主要有铸造、冲压、车床等。
五金业按产品性质，可分成金属冶炼、成品制造和配件生产等部门。冶炼属重工业范畴，资金和技术投入最高，例如铸铜、铸铁和炼焵，冶炼业还包括金属切割和塑型，钢铁厂为制品厂提供原料。成品制造厂生产各种金属消费品，其中有专攻个别产品的如电筒厂、厨具厂等，亦有经营多种货品的综合式工厂。配件厂大多是制造厂的附属，出产玩具、钟表、日用品等金属零件。
各类本地五金厂构成金字塔结构，顶部是几间大型钢铁厂，出产铜、铁、钢等原料，位处五金业的上游；塔身是各类金属制品厂，产品供应本地和国外市场，是行业的中流砥柱；塔底是大量小型配件厂，星罗其布于不同角落，是五金业的根基。除了正规五金厂外，尚有制模、电镀、磨光等工场，负责各个专业工序。
香港五金业萌芽于1920年代，不少粤籍厂家来港设厂。战前的五金厂规模属中等，生产电筒、电池、热水瓶和搪瓷制品，供应内地、南洋和英联邦地区。早年五金厂聚集于大角咀、深水埗、旺角、西营盘等地，当年这些地区尚属市区边缘，由于土地价格较低廉，工厂普遍佔用单幢大楼。
战后炼钢业的出现
炼钢业的出现是战后香港五金业的重大突破，钢铁厂的诞生源于拆船业。战后香港海域有大量沉船，包括战时沉没的战船，船体蕴含大量废铁。从战后至1960年代初，拆船业旺盛发展，高峰期拆船公司高达两百家，而靠收集废铁谋生的人曾高达数千人，本地废铁大量出口日本。
复员时期百废待兴，人口暴增引发建屋热潮，再加上工业的兴起，钢筋、铜铁等金属材料需求殷切，不少商家投资打捞和拆船，部份将收获的废铁变卖，亦有厂商藉此兴办钢铁厂，捷和制造厂和绍荣钢铁厂是本地炼钢业的翘楚，投资拆船是两者发迹的契机。
炼钢是本地少数的重工业，钢铁厂佔地广阔，厂内配备熔炉、轧钢机等重型设备，工序包括煮铁、镕铸、倒模、烧焊等，生产技术较一般五金厂为高。钢铁厂需要海水冷却，一般建在海边，例如捷和位于土瓜湾，绍荣设于调景岭。有些钢铁厂除出产铁条、钢筋等半制成品，供本地工业和建造业之用，同时亦生产消费品，构成垂直生产模式，成为五金企业的精英。随着炼钢厂的冒起，本地制造厂减少依赖外国原料，不过香港缺乏发展重工业的条件，逾半数原料仍需从英、美、日等国进口，厂家难免受原料价格波动影响。
金属配件厂的冒起
1960年代至1970年代随着电子、钟表、玩具业兴旺，金属零件和组件需求若渴，大量金属配件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生产表壳、收音机螺丝、厨具煲柄等小件。不少配件厂创办人是制品厂的熟练技工，他们以微薄资金开厂。当年大型制品厂一般不愿投资制造零件，较多向配件厂提供订单，以工序外发形式合作。
大部份配件厂是山寨厂形式，厂房分布全港，有些在旧区唐楼或地铺，部份设于工厂大厦。厂房内只有几部电动啤机、车床、刨床等简单机器，不少由本地机器厂供应。配件厂工人一般在20人以下，不少是家庭成员，另招收少量学徒。小厂家不参加商会，只与同行定期茶聚交流消息，对行业的经营环境所知有限，每每深受经济危机影响，例如1974年底世界石油危机时，港产收音机出口量大跌，导致不少收音机配件厂倒闭。
山寨厂的创业风潮改变了行业生态，五金厂数量大幅增长，从1950至1970年间增长逾10倍，至1980年高峰时多达6000余间；同时五金厂规模逐渐缩小，由1950年代平均每厂50人，减至1980年代的不足10人，小型配件厂成为了五金业主流。不过有些配件厂较具发展潜力，例如生产关键配件的表壳厂，有厂家创业10余年已摆脱了山寨厂行列，能够直接联络外国客户，或与外国公司合作设厂。
工业家、师傅和工人
金属制品厂和配件厂设有不少大型机器，例如车床、刨床、锣床等，用于金属切割和塑型，而起模、磨光、电镀等支援工序讲究手艺，因此不少五金厂创办人是技术出身，或在其他工厂担任师傅，或曾接受专上教育。五金业创业风气浓厚，不少创办人在20、30岁创业，以微薄积蓄开厂做小老板。
五金厂普遍设学徒制，大型制品厂和山寨配件厂亦如是，但学徒待遇和培训方式不同。山寨厂重视师徒关系，师徒尤如父子，拜师时学徒跪拜奉茶，平日要照顾师傅起居。山寨厂严格训练学徒，规定3年满师，前半期学徒做杂工，由师傅或厂方供养；因学徒初期技艺不精，浪费不少工料，满师后学徒要继续留厂1、2年帮忙赚钱。大厂学徒待遇较佳，厂方提供食宿，没有3年满师规定；师傅由厂家聘用，同属厂内雇员，不必如长辈般事奉。
五金厂劳动强度较大，厂房设有重型机器，工人要搬运笨重的铜铁，加上空气污浊、噪音巨大，因此较制衣、电子、钟表等行业雇用较多男工。五金厂师傅和学徒绝大多数是男工，女工负责包装等简单工序。男工待遇较佳，以长工方式聘用，免费食宿；女工一般是临时工，每日计薪。早年五金厂人情味浓厚，厂家重视家族和同乡纽带，偏爱聘用亲属和同乡，即使长年亏蚀仍不结束生意，以免影响员工生计。
五金产品的更替
战前本港只出产消费品，战后行业部门趋向完善，上游有钢铁厂生产钢材，下游有山寨厂生产零件，「大五金」、「小五金」俱备，构成一条龙模式。数十年来金属制品有重大演进，战前港制电筒是龙头产品，电池和灯泡厂依附电筒厂；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头盔、面具等军需品大量应市。和平后电筒逐步没落，退出必需品行列，军需品亦失却市场。餐厨具、搪瓷、玩具、日用品成为战后主流制品，随着玩具、钟表、电子业兴起，各种金属配件接连面世。
从事原料贸易的本地商家在1930年组织商会，命名为「香港新旧铜铁行商会」，反映早期产品以铜铁为主要物料。战后原料业高速发展，新金属不断开发，各种合金研发成功，金属产品物料呈多元化。1953年香港出现首间铝器厂，数年间铝业已雇用700多名工人，其中8成以上产品外销。1959年首间不锈钢厂诞生，1960年代不锈钢广泛应用在餐厨具的生产。
除了产品种类和物料的改良，战后生产技术亦有显著提升，高科技金属产品佔更高的比例。由于冲压技术的提升，过去专产铜器的五金厂能处理较硬的不锈钢，从而转型不锈钢餐具。此外，圆型锌炭电池长期主导电池业，1960年代至1970年代积层电池、微电池先后推出，在尖端的电子产品上应用。此外，塑胶是战后快速冒起的工业原料，为五金厂家提供了新的物料配搭。战后不少混合型的金属产品涌现，例如混合了金属、塑胶和玻璃的金钱牌热水瓶。
五金厂的营运模式
港产金属制品以外销为主，由于文化纽带和关税优惠，战前市场主要是南洋和英联邦。1970年代美国成为最大市场，英国退居第二位；内地改革开放后，不少五金厂家推动内销，1988年中国取代美国，成为香港五金业的最大出口市场，这趋势一直延续至今。相对于钟表、电子、玩具、成衣等主流行业，五金业的本销比例较高，其中以家庭用品为代表，三元牌、金钱牌是著名本地品牌，部份厂家藉参加工展会，增加公司和产品知名度。
五金业较早出现代工生产模式，尤以电筒、电池等产品为甚，两者均是香港早期工业之一，至1950年代不少电筒、电池厂已创办二十余年，生产技术和品检成熟，企业在外国有一定知名度。当年不少美国老牌大厂已结束生产，转向港厂提供代工生产订单，双方建立伙伴关系，香港厂为美国公司依规格生产，著名的合作团伙包括捷和制造厂与Ray O Vac、兴华电池厂与Winchester、南针电筒厂与Ever Ready等。
由于部份代工生产客户要求挑剔，验收产品标准不一。代工生产客户可同时向其他厂商落单，减低个别代工厂的利润。此外，大张代工生产订单对厂家不一定是好事，这将佔据工厂高比例的产能，厂家的营运模式由市场操控。因此对高技术的厂商而言，代工生产不是主流的模式，他们倾向采用代工设计&生产和自家品牌生产模式，根据厂家触觉或市场调查设计产品，再向客户推销；同时建立自家品牌，加强产品在零售市场的竞争力，为企业争取更高利润。
战后初年创办的金属厂，大多规模细小，厂家较多关注生产事务，对客户和市场知识不足，只借镜外国流行产品，加以改良生产，再依赖洋行接单和销售。1960年代末不少制品厂迅速扩张，接单和销售能力加强，公司直接联络外国客户，或在外国成立代理公司，组织代工生产和代工设计&生产等业务，洋行则退居次要角色。
生产转移和企业转型
五金业的生产转移早于1960年代已开始，少数厂商在东南亚和台湾设厂，吸取当地廉价的土地和劳工，以及免除保护主义的限制。这些地区正值工业化起步，港商在当地设厂，产生技术转移作用，但亦面临不少文化差异问题。大规模的生产外移始于1980年代初。1970年代政府加强卫生和消防条例，厂房环境较差的五金厂首当其冲，加上劳工和土地成本的上涨、邻近地区工业化构成的竞争，本地五金业经营趋于困难，尤以电池业等老式工业为甚。
1970年代末内地改革开放，鼓励外商投资，因低廉的生产成本，吸引大量五金厂在1980年代北移，在靠近香港的珠三角设厂。港商初期采用补偿贸易和来料加工模式，随着香港前途和内地政局的明朗化，实力雄厚的厂商在1990年代初扩充投资，以「三通一平」方式自建规模巨大的厂房，并大力推动品牌和内销，以中国为主力的生产基地和市场。内地设厂后本港生产线日渐收缩，香港厂房改为单纯的办公室，主理接单、会计、物流等事务，从制造业转为服务业。
五金业是历史悠久的工业，不少大厂于战前创办，至1960年代至1970年代已交由第二代接班。第二代接受过西式教育，掌握专业的工管和生产知识，接手后淡化公司的家族和籍贯色彩，同时致力产品和业务多元化，吸纳高学历的专才，将老式家族工厂逐步转为现代企业模式管理。
参考资料：
1.) 孙建超及孙郭燕萍访问，2011年3月28日。
2.) 孙启烈访问，2011年3月28日。
3.) 余立明、余达澄、余胡淼访问，2010年12月13日。
4.) 罗履和访问，2010年11月16日及2010年11月23日。
5.) 梁伟浩访问，2010年8月21日、8月28日及9月18日。
6.) ‘For Dining or Display---Gleaming Bronze Cutlery’, Hong Kong Trade Bulletin, Hong Kong: Dept.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(May 1957), p.145-147.
7.) ‘Shining Success---Aluminum-ware is a Leading Export’, Hong Kong Trade Bulletin, Hong Kong: Dept.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(August 1957), p.272-273.
8.) ‘Manufacture of Torch Cases and Bulbs’, Hong Kong Trade Bulletin, Hong Kong: Dept.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(March 1959), p.63-65.
9.) ‘Grace at Meals’, Hong Kong Trade Bulletin, Hong Kong: Dept.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(April 1962), p.158-160.
10.) 麦锦灿，「五金业前途的展望」，《香港五金商业总会自置会所纪念刋》(香港: 香港五金商业总会，1953年)，页90-91。
11.) 陆乃瑶，「年来五金业之展望」，《香港五金商业总会自置会所纪念刋》(香港: 香港五金商业总会，1953年)，页92-93。
12.) Lee Chi-wing Helen, Metalware industry in Hong Kong, Undergraduate essay presented in the Dept. of Geography & Geology, University of Hong Kong, 1966.
13.) Pong Ping Kwun, A comparative survey of three light industries in Hong Kong: battery, electronics and optics, Undergraduate essay presented in the Dept. of Geography & Geology, University of Hong Kong, 1966.
14.) 曾树屏，「旧五金---『废铁』在五金市场所佔的地位」，《香港五金商业总会卅周年纪念特刊》(香港: 香港五金商业总会，1960年)，页53-54。
15.) 曾树屏，「『一九五七年』香港五金市价的波动所予后人的教训」，《香港五金商业总会卅周年纪念特刊》(香港: 香港五金商业总会，1960年)，页57-58。
16.) 江文，「十年来五金市场的变化 为本会三十周年纪念而作」，《香港五金商业总会卅周年纪念特刊》(香港: 香港五金商业总会，1960年)，页59。
17.) 工业署资料及联络事务部编，「第十章 金属制品业」，《一九九〇年香港制造业》(香港:工业署，1990年)，页151-165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