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印史肇始于1872年。晚清篆刻家徐三庚（1826–1890）应友人王韬（1828–1897）之邀自沪来港，曾刻「弢园藏」（1872）一印，其印款刻文为香港印史提供了最早佐证。1909年，齐白石（1864–1957）亦曾路经香港，自撰《寄园日记》提及在过港时友人乞求篆刻一事。可是，早源起于晚清的香港印史，一直缺乏明确的发展方向，原因是中国印学研究起步较晚，缺乏系统文字记载、保存意识淡薄，研究方法尚未成熟，而且书印同源，相辅相成，故常被相提并论，印相对易被忽略，研究者不多，于香港尤甚，仍有大片空白有待填补。然而，在香港印学历史进程中，必要提到的两个重要阶段：
（一）发展关键期（约1940、1950年代）
四五十年代，粤地人才和文物流转至此，使香港成了文献保存、甚至岭南印学发展的要地。1949年，香港始见最早印社，何筱宽（1916–1969）在中环同文街办「艺一印社」，起初替人刻私人图章、商号用印等，后来经营书印家的中介代理，兼办展览、销售材料工具等业务。
这阶段或之前，本地不乏书画团体举办雅集、交流及展览等各种活动，当中或有印人切磋印艺，可是「印社」或「以印会友」为宗旨的组织，则尚未可考。继「艺一印社」后，有冯康侯（1901–1983）组「南天印社」（1962）、赵鹤琴（1894–1971）创「书画刻三艺学社」（1969），虽为时较短，但也同样重要。
另外，何筱宽、冯康侯、罗叔重（1898–1969）等人更于1958年夏首次发起「省港澳篆刻家作品第一次联合展览」，在万宜大厦二楼举行，参与者有三十余人，并出版了《现代篆刻合辑》（1958），录入廿位印人、近二百二十枚印钤。这次「粤、港、澳」三地的联展，以香港印人为多，反映了香港是岭南篆刻交流的要地。
更值一提的是，其中参展者易越石（1912–2007），一位本地著名金石家，曾为一同参展的李祖佑（1897–1965）刻「李祖佑印」（1958）一方，以订二人交谊，印款内容更记载了展前准备的一次聚会，涉各年辈篆刻家共廿余人；印款刻道：「祖佑先生对金石书画造诣深湛，且精篆刻，业西医者能有如此成就者，海内外仅君一人而矣……。」揭示了当时印人活动的真实记录。
这方李祖佑的姓名印，与其生前自用印合五十多枚，现藏于香港茶具文物馆，为馆中重要收藏，刻印者除易越石外，还有：林千石（1918–1990）、冯康侯、何少强（1917–？）、高甜心（1915–？）、简经纶（1888–1950）、张炽良（生卒不详）、何筱宽、陶寿伯（1902–1997）、张祥凝（1909–1960）、许半愚（1914–1968）、罗叔重、方去疾（1922–2001）等，多为香港或粤籍印人。李祖佑虽不以艺名称著，但嗜好中国书画、篆刻，与香江艺坛中人来往密切，且收藏金石、书籍类甚丰；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曾于1967年购入其藏书共三千二百一十八册，其中包括二百一十九种印谱，对保存文献、以至推动印学发展，贡献良多。
（二）高峰阶段（约1970、1980年代）
香港印坛于四五十年代奠下发展基石，延续至七十年代，在前人成果的累积下，新一代印人日趋活跃，积极于交流与推广印艺，而「香港友声印社」的成立，更把香港篆刻推上一个发展高峰。香港友声印社编《香港篆刻报》（1989）详细记录了「友声」的成立及其活动。建社十年间，印社活动极之频繁，「以印会友」的宗旨清晰，透过持续出版、教学、办展览、交流活动等，把香港印人印艺推广至国内外。「友声」可谓香港历来最具规模、涉及印人数量最多的金石篆刻社，其活动范围之广，在七八十年代成了推广并延续岭南篆刻的重要枢纽。
与此同时，香港印坛发展的高峰，兼体现于印章考藏、印学论著等方面；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，金石研究专家马国权（1931–2002）、王人聪（1935–？）移居并活跃于香港，其著录所涉种类甚多，包括：印史述略、古玺考证、明清篆刻之学派、广东印学，及近世印人传略等，斐然可观，至今仍是海内外印学研究之重要参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