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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香港電子業的過去和現狀、對香港工業未來發展的建議
    自依利安達在1970年代初創業以來,香港電子產品演變迅速,每兩三年便有新產品面世,諸如計算機、電子表、電視遊戲機、手提電話和個人電腦等。當年從事高科技的廠商包括偉易達、德昌電機、王氏電腦、華科電腦和依利安達等。偉易達生產電子玩具和流動電話為主;德昌專門生產馬達;王氏是線路板生產商,後來兼營電子產品及原材料貿易。依利安達領導線路板工業,工程、生產和銷售部門皆有員工離職創業,有些員工的公司更發展成獨當一面的企業,蘇章盛認為開枝散業是電子業的生態。蘇章盛指出,1977/78年至1982年是電子零配件行業高峰時期,當時電子消費品不斷推陳出新,形成龐大的本地市場,零部件的工廠數目和產量達到高峰。
    1982年後,個人電腦成為主流電子消費品,不少零配件企業改為生產硬盤等技術產品。香港缺乏半導體生產,未能滿足電腦廠商的需要,堆疊記憶體等配件要從台灣和南韓等地入口,香港的電腦工業比台韓兩地落後。此外,1980年代中,電子消費品的組裝工序北移,本地市場日益收縮,限制零配件等技術產業的發展。蘇章盛認為,電子廠商要考慮市場,不能盲目追求技術。當年大埔工業邨有數間電子廠從事高科技生產,例如:華科電子生產矽晶片,要投入大量資金和人才,但政府支援不足,以致在工業邨的廠房不能長期堅持,逐漸轉營消費品生產,包括液晶體顯示器和電子表等。
    生產北移是電子業的近年大勢,香港經濟亦從製造業向服務業轉型,依賴金融、旅遊等行業。蘇章盛指出,香港形勢特殊,處於西方自由經濟和中國計劃經濟中間。蘇章盛認為,現時在香港發展工業,性質如同經營社會企業,富商、大企業興趣不大。蘇章盛強調香港政府的牽頭角色,勸喻官員兼採內地和西方經濟模式,為本地電子業以至整體製造業謀求出路。蘇章盛提及兩項建議:
    一、政府應該帶頭鼓勵中小企業發展原型生產,再供應內地或外國的製造商大量生產。由於訂單少,貨辦的單位成本較高,比大量生產高5至6倍,一般要兩星期內交貨,大企業沒有興趣接單。原型生產不會採用細緻分工的運作模式,適合中小企業承辦,這可為香港𩂘子企業製造生存空間,且是有利可圖的生意。
    二、歐美有不少中小型家族工廠,員工只有30至40名。這些企業經營困難,在當地已處於夕陽階段,但因家中長輩堅持,縱使虧蝕亦不能結束。香港現在有不少空置工業大廈,政府可考慮將這類企業借植香港。這類企業在香港設廠生產後,在當地仍保留市場和工程等部門,可將一部分產品運回當地銷售,一部分出口內地。
  • 香港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條件: 政策、教育和市場
    蘇章盛從政策、教育和市場三方面分析,認為香港發展高科技工業的條件不足。
    一、港英殖民時代,政府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,政府與工業界關係疏離,只局限於稅收層面。蘇章盛長年向政府爭取豁免科研稅項,但不得要領。蘇章盛以美國蘋果公司在新加坡設廠為例說明,新加坡政府向蘋果提供稅項優惠,令蘋果在當地順利設廠,帶動電子科技的轉移。對於香港貿易發展局和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等工業支援機構,蘇章盛懷疑兩者的作用。蘇章盛認為,貿發局主要支援紡織業,專注於配額等貿易宏觀政策,所提供的國外商業資訊亦不全面。生產力促進局與工商界溝通不足,推行新政策流於主觀,拓展商機成果有限。該機構轄下雖有電子科技的研究部門,但未能針對性地支援電子企業。蘇章盛以台灣的電子科研機構為反例說明,當地的研究所分工細緻,每種電腦部件(硬盤、底板、數據機等)各有研究團隊,研發者回饋新產品的部分版稅收入,用作機構的科研基金。蘇章盛提及政府的工業用地政策,指出工業邨和科技園局限於廠房出租,針對性的配套不足,例如工業邨的批地標準自成一格,未必滿足工業需求。
    二、蘇章盛認為,專上學府課程未能與工業界接軌,畢業生不能滿足廠商的需求,例如電子學系只教授應用不多的理論科目。蘇章盛認為,大學與業界欠缺溝通,大學教授較少為工業人士開課,而資深工業家亦鮮到大學教授專科。大學與業界的合作只限於安排大學生到企業實習。2000年,依利安達曾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成立科研培育中心,可惜未見有顯著成效。蘇章盛認為,大學對科研熱忱不足,另外個別教授往往因版稅及股份問題不願與企業合作,導致科技結果未能走出實驗室的小天地。
    三、電子業屬資本或技術密集工業,投入成本高而回報期長。蘇章盛認為,本地市場小,廠商欠缺動力投資電子科技。理想的電子廠房是佔地廣的平房,廠房若處於高層,較易引發震盪,影響機器和生產。香港地價高昂,是電子業發展的桎梏。蘇章盛談及商會的角色,認為商會一般對技術開發的作用不大。蘇章盛曾經與生產力促進局總裁鄧觀瑤籌組關鍵零部件協會,與內地及海外同業交流技術。
  • 香港電子業發展回顧(一): 代工生產、代工設計、自創品牌的道路
    現在香港電子企業從事代工生產、代工設計、自創品牌三類業務,發展路徑一般為代工生產-->代工設計-->自創品牌。黃漢儀認為,替外國客戶代工生產模式已過時,這類業務多數轉移至內地;代工設計業務則提供設計和生產的一條龍服務,在市場拓展方面的要求比自創品牌公司少;自創品牌業務生產自家品牌的產品,並要在銷售方面做較大的投資,才能將產品推出市場。1970年代初,電子業的技術崗位主要由外資公司提供,當年兼營設計工作的公司為數不多。香港公司所聘用的工程師職責廣泛,但缺乏培訓,工作甚為吃力;反之美資公司獲政府鼓勵設廠,為香港工程師提供較多技術支援。1970年代初,香港高科技公司不多,以王氏、方氏、陸氏、崇佳等為代表,前兩者專營單面印刷線路板,後兩者分別專做電視機和電筒;稍後湧現生產雙面印刷線路板的依利安達。1970年代後,香港大學、香港中文大學和職業訓練局加強電子人才培訓;黃漢儀在香港理工學院擔任顧問時,當局規定學位和文憑畢業生人數比例一比一,以便應對社會的人力需求。
  • 香港電子業發展回顧(二): 代工生產、代工設計、自創品牌的道路
    香港電子業發展可分為代工生產、代工設計、自創品牌三個階段:1970年代是代工生產;1980及1990年代是代工生產;2000年以後是自創品牌。代工生產轉變至代工設計取決於市場要求,公司隨着代工生產業務競爭加劇,需要轉型增值,做代工設計要聘請更多技術人員。黃漢儀認同政府推進電子業的措施,包括:設立科學園和應用科研院,科學園設有培育計劃,造就不少科技公司;設立大埔和元朗工業邨,主要功能在提供場地,技術支援則不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