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 香港紡織業式微
1970年代以後，台灣和韓國相繼發展紗廠，對香港同業構成競爭，同時紗廠地皮漲價，不少紗廠改以出售廠地套利。在香港經營紗廠資本投入大，大多要自建廠房，而廠房內需安裝防塵和空調等設備，令紗廠搬遷成本大。目前中央紗廠在湛江的廠房規模只達2萬錠，而內地的紗廠規模是全球最大，鄭致平擔心中央紡織難以在內地長期立足。
- 戰後香港紡織業沿起。高泰染廠的早期發展
紡織工業起源於歐洲和美國，之後的發展由歐美轉移至日本。日本工業能力很強，管理文化和意識較完善，交貨期和品質亦較佳，令當地社會迅速發展。及後，紡織業發展漸由香港接棒，後期再移至台灣、韓國。1960年代，香港紡織業主要生產梭織布種。夏松芳與友人合營的小型染廠先發展染布業務，在青山道設立廠房。後來購入織布機並擴展至織布業務，由生產化纖布類開始，因化纖布類的工序較簡單、易管理。及後所生產的布種日趨繁複，需要不斷投資新設備以追及時代發展，亦需要較多資金來擴建廠房和更新機器。籌集足夠的資金便成為經營製造業重要的環節。
- 戰後香港紡織業歷史。香港紡織業前輩
香港紡織業最先以梭織業為主，因梭織業的紡織技術在香港較早發展。染料科技對紡織業有重大的影響，化工染料技術的演進帶動香港紡織業的轉變。從前香港採用的化工染料都從歐洲進口，由余錦基擁有的公司祥華號及另一家公司榮華代理，從事化工染料入口的業務可賺取可觀的利潤。（戰後）香港的紡織業以「紡」（紡紗）為基礎。1940年代中國解放後，很多上海老闆南移來香港發展，使紡紗業迅速擴展，例如南豐紗廠。南豐有寬廣的廠地，後來成為上市公司並發展地產業務。其他紡織業的前輩有：聯業的老闆李振志、南聯的老闆周文軒、及半島針織的老闆唐翔千。製衣業的前輩，做梭織的有：麗新製衣廠老闆林百欣發展梭織業務，林百欣的夫人余寶珠另行營辦寶藝公司做針織；長江製衣老闆陳瑞球透過梭織和針織的業務，建立自己的品牌服裝；溢達老闆楊元龍從聯業出身，後來自行創業。做針織的有：羅氏針織老闆羅定邦，專營毛織和針織；立信紡織老闆羅兆倫、協興針織廠老闆吳松、裕泰針織（Unitex）老闆陳福熙等，都專營針織。
- 香港梭織品、針織品、毛織品的發展
梭織品和針織品的比較。紡織業建基於梭織業，梭織發展時間較長，針織發展時間則較短。梭織和針織各有優劣。梭織必須大規模生產，而針織可以小量生產，而且款式較多，所生產的運動衣及消閑服較受女性及小孩歡迎。毛織亦屬於針織行業，兩者的技術大同小異。現代技術製成的針織布和毛織布保暖功能相若，針織布逐漸取代毛織布，令毛衣的需求下降，現在毛織業已走下坡。從前的紡織業主要做梭織，現在梭織業逐漸為針織業取代。
毛織業的興盛時期。毛織在1960年代起步，最蓬勃的時期為1980年代至1990年代，消費者將毛織作為裝飾衣物，如披肩。羅定邦創辦的羅氏針織和其後由他長子羅樂風創辦的晶苑，都是大型針織、毛織廠。因紡織成衣業工作時間長，回報率慢，一些從事毛織生意的人後來轉投其他業務，例如黎智英原本經營毛織生意，後轉營周刊、報章。
- 香港針織廠由小做起。大廠持出口成衣配額。福田銷售網絡
香港的大型針織廠都由小做起，例如德永佳（Texwinca）是先做織布業務後才擴展至染布的業務，旗下的Baleno做零售業務；福田（福田實業（集團）有限公司）的發展則是先做染布後做織布。以一條龍方式經營生產業務的大廠有：裕泰針織（創辦人陳福熙）、協興（創辦人吳松）、聯業（創辦人李振志）、溢達（創辦人楊元龍）、晶苑（創辦人羅樂風）、立信（老闆羅兆倫）等。這些大廠都持有幾十萬打針織品的出口配額。福田主要為本地製衣廠做加工，沒有直接出口成衣到美國，所以沒有針織品配額。布料出口不用配額，由福田出口的布遍及中美、南美、泰國等市場。夏松芳意識到要提高生產力必須擴展銷售業務，所以福田在首爾、新加坡、上海等地設立營業部辦公室，直接向著名品牌推銷，並自行訓練營業員，以福田的方式推銷，如為李寧、七匹狼、安踏等品牌做運動服裝。
- 戰後初年香港的針織廠和針織機器廠
「震歐」、「全新」、「利工民」是戰前創辦的香港老字號針織廠，分別出產「雞仔嘜」、「555」、「秋蟬牌」的文化衫。這些都是有規模的針織廠，採用一條龍式生產，山寨針織廠沒有機會接訂單。老字號織廠從外國進口高質棉紗，可出產「線衫」等貴價針織成衣；廠內採用俗稱「威佬機」的舊式針織機，不會從山寨廠訂布。本地的小型針織廠大多在戰後出現，不少廠家從廣州來港，專織主流的中低檔布料，只有老字號大廠才有能力供應高質布料。區坤祥父親及他的朋友行家是最早在港經營針織的廠家，針織機器佔地不多，1千呎的廠房可放置2、3台。相反，梭織廠規模較大，很少以家庭式經營，主要由上海來港的廠商開設。香港早期的針織機器廠有「福源」、「德成」兩家，均由區坤祥父親的朋友營辦；後期出現的有「華聯」和「華興」，出產的機器質素較佳。現時本地的機器廠只做維修，不再生產機器。當年的針織師傅大多是學師出身，工業學校的紡織系沒有教授針織技術。區坤祥認為針織技術易學難精，這很取決於個人才智。
- 1950年代的香港針織業、紡織業不同部門的聯繫: 紗廠、花紗公司、布廠和製衣廠
1950年代針織廠最多設置機器50至60台。1950年代起本地針織業起飛，機器功能和產量不斷提升。區坤祥父親的山寨廠只有舊式機器，每24小時只能出產100多磅布料，現時一般針織機每24小時能產布1000磅以上。舊式機器沒有自動停機功能，要用人手關機，一般由一名工人看管一台機器，舊機的缺點是產量低、運行慢、人力需求大。昔日父親在山寨廠看管機器，需要人手更換紗線；母親操作翻紗機，將一綑綑的線紗由小線球打成大線球，以備父親安上織機織布。
山寨針織廠資本低，只能投資買機器，無力購買原料，經營模式是承接製衣廠的加工訂單，製衣廠向針織廠落單時，同時要提供棉紗。1950年代香港已有棉紗供應，位於青山道的香港紗廠是本地著名的紗廠。紗廠是高投資行業，廠房佔地廣。由於採購量低，小型製衣廠不會從本地紗廠直接買紗，一般經「花紗公司」入貨。花紗公司是紗廠的代理商，可將棉紗拆散成小批量出售。製衣廠採購棉紗後，交予小型布廠加工。父親的山寨廠出產針織布，可用作縫製運動衫、圓領T恤等有彈力的成衣。按織布技術而言，布料主要分成針織布和梭織布兩大類。梭織不用織針，梭織布沒有彈性，包括斜布、恤衫布、燈芯絨、牛仔布等。針織和梭織屬於兩種技術不同的手藝，所用的機器結構不同，由兩類師傅操作。
- 早期棉系工業工廠分佈地域的演變: 從深水埗到大角咀和荃灣
早年深水埗是香港的製衣業中心，集中了不少織廠、染廠和製衣廠，方便廠與廠之間流通原料和貨品。針織廠向區內製衣廠供應布料，送貨量如少至2、3匹，大多用單車送貨；若多至10匹，廠家會召三輪車服務，運送範圍可遠至大角咀。黃金商場昔日有不少染廠，其中大部份後來搬至大角咀，後來再遷到青山道和近美孚段的永康街。當年染廠在地下設廠，以加工形式經營，等候製衣廠落單。由於染廠有熱水供應，區坤祥讀小五、小六時，冬天經常到福華街鄰居染廠洗澡。
針織廠和製衣廠較多集中在青山道，後來成衣生意增加，製衣廠規模擴展，逐步分散至荃灣、葵涌設廠。針織廠規模擴張後，廠房遷出住宅，搬入正規的工廠投產。昔日福華街的大廈廠住混合，後來政府加強推行防火條例，工廠需要登記及領牌。區家鄰座大廈地下都是住宅，日後才改為門市或商舖。區坤祥父親曾在西洋菜街 (近黃竹街的深水埗段)和福華街設針織廠，同樣是前廠後居模式，全家合作經營。區坤祥長大後自立門戶，父親的工廠由弟弟繼承，因始終保留舊模式經營，難以面對競爭，終在1980年代結業。
- 香港配額談判代表團
1970年代至1980年代香港政府多次組織代表團參加國際商貿會議，與歐盟和美國談判紡織配額問題。代表團團長由工商貿易署副署長出任，副署長是首席談判代表。當年工商署署長是高級官員，等同現時的局長級官員；工商署直屬港府三名司長，正副署長全由洋人出任。陳永棋印象較深刻的代表團團表是苗禮善，苗後來出任貿易發展局總裁。陳永棋認為工商署是高官搖籃，不少政界名人曾出任工商署副署長，例如曾蔭權、葉劉淑儀、曾俊華、施祖祥、陳祖澤等。工商署與赴外談判期間，同時邀請紡織業諮詢委員會（Textile Advisory Board, TAB）成員赴會，以便即時提供建議。TAB成員由政府委任，由於配額由貿易公司和紡織廠商平分，因此成員來自工業界和商界。商界成員較著名者為鄧蓮如，她是太古貿易的代表，後來任職立法局和行政局，更被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器重，出任英國上議院議員。早期TAB的廠商代表有楊元龍、唐驥千、唐英年、陳瑞球、陳永棋、田元灝、田北俊、鄭維志、周偉偉、林根成、方鏗、馮國綸、林輝波、林宣武、梁君彥、張鑑泉、王培麗等人。TAB是香港首個工業界諮詢機構，1960年代至1970年代對政府施政影響鉅大，不少昔日TAB成員現時已成舉足輕重的人物。陳永棋早期曾代表澳門政府出席配額會議，澳門代表團成員計有曹其真、譚伯源、廖澤雲、吳榮烙等人，現今亦是當地社會名流。澳門業界代表部份由商會推選，部份由政府委任。
- 香港代表團在國際配額談判的角色
紡織配額會議在亞洲出口國與歐美入口國中展開，各國官員參與談判，出口國的廠商則待命提供意見，談判以國家為單位個別進行。香港代表團在亞洲各國扮演領導角色，當年不少港商在澳門、星加坡、馬來西亞、泰國等地開廠，該國紡織界代表大多是香港人，配額會議變相是香港紡織家族的聚會。陳永棋讚揚港英高官是出色談判者，例如苗學禮、陳祖澤、周德熙、曾蔭權、俞宗怡、葉劉淑怡等，港府堅持多邊協議原則（Bilateral Negotiation），要求美國遵守「關稅暨貿易總協定」（GATT）條款，不能以國力欺壓亞洲各國，否則必須退出GATT。港府官員在席上與美方平起平座，曾成功遏制美商來港巡廠這種要求。廠商在談判扮演顧問角色，不少港商在國外設廠，為政府提供大量資訊；陳永棋讚揚香港官員開明，收集意見時從善如流，並能實踐最終之方案。陳永棋回顧香港紡織業在戰後興起之背景，他認為內地政局動亂是關鍵因素，資金、技術和勞工因此流入香港，機緣巧合下造就香港繁榮的基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