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 香港針織廠由小做起。大廠持出口成衣配額。福田銷售網絡
香港的大型針織廠都由小做起，例如德永佳（Texwinca）是先做織布業務後才擴展至染布的業務，旗下的Baleno做零售業務；福田（福田實業（集團）有限公司）的發展則是先做染布後做織布。以一條龍方式經營生產業務的大廠有：裕泰針織（創辦人陳福熙）、協興（創辦人吳松）、聯業（創辦人李振志）、溢達（創辦人楊元龍）、晶苑（創辦人羅樂風）、立信（老闆羅兆倫）等。這些大廠都持有幾十萬打針織品的出口配額。福田主要為本地製衣廠做加工，沒有直接出口成衣到美國，所以沒有針織品配額。布料出口不用配額，由福田出口的布遍及中美、南美、泰國等市場。夏松芳意識到要提高生產力必須擴展銷售業務，所以福田在首爾、新加坡、上海等地設立營業部辦公室，直接向著名品牌推銷，並自行訓練營業員，以福田的方式推銷，如為李寧、七匹狼、安踏等品牌做運動服裝。
- 戰後初年香港的針織廠和針織機器廠
「震歐」、「全新」、「利工民」是戰前創辦的香港老字號針織廠，分別出產「雞仔嘜」、「555」、「秋蟬牌」的文化衫。這些都是有規模的針織廠，採用一條龍式生產，山寨針織廠沒有機會接訂單。老字號織廠從外國進口高質棉紗，可出產「線衫」等貴價針織成衣；廠內採用俗稱「威佬機」的舊式針織機，不會從山寨廠訂布。本地的小型針織廠大多在戰後出現，不少廠家從廣州來港，專織主流的中低檔布料，只有老字號大廠才有能力供應高質布料。區坤祥父親及他的朋友行家是最早在港經營針織的廠家，針織機器佔地不多，1千呎的廠房可放置2、3台。相反，梭織廠規模較大，很少以家庭式經營，主要由上海來港的廠商開設。香港早期的針織機器廠有「福源」、「德成」兩家，均由區坤祥父親的朋友營辦；後期出現的有「華聯」和「華興」，出產的機器質素較佳。現時本地的機器廠只做維修，不再生產機器。當年的針織師傅大多是學師出身，工業學校的紡織系沒有教授針織技術。區坤祥認為針織技術易學難精，這很取決於個人才智。
- 1950年代的香港針織業、紡織業不同部門的聯繫: 紗廠、花紗公司、布廠和製衣廠
1950年代針織廠最多設置機器50至60台。1950年代起本地針織業起飛，機器功能和產量不斷提升。區坤祥父親的山寨廠只有舊式機器，每24小時只能出產100多磅布料，現時一般針織機每24小時能產布1000磅以上。舊式機器沒有自動停機功能，要用人手關機，一般由一名工人看管一台機器，舊機的缺點是產量低、運行慢、人力需求大。昔日父親在山寨廠看管機器，需要人手更換紗線；母親操作翻紗機，將一綑綑的線紗由小線球打成大線球，以備父親安上織機織布。
山寨針織廠資本低，只能投資買機器，無力購買原料，經營模式是承接製衣廠的加工訂單，製衣廠向針織廠落單時，同時要提供棉紗。1950年代香港已有棉紗供應，位於青山道的香港紗廠是本地著名的紗廠。紗廠是高投資行業，廠房佔地廣。由於採購量低，小型製衣廠不會從本地紗廠直接買紗，一般經「花紗公司」入貨。花紗公司是紗廠的代理商，可將棉紗拆散成小批量出售。製衣廠採購棉紗後，交予小型布廠加工。父親的山寨廠出產針織布，可用作縫製運動衫、圓領T恤等有彈力的成衣。按織布技術而言，布料主要分成針織布和梭織布兩大類。梭織不用織針，梭織布沒有彈性，包括斜布、恤衫布、燈芯絨、牛仔布等。針織和梭織屬於兩種技術不同的手藝，所用的機器結構不同，由兩類師傅操作。
- 早期棉系工業工廠分佈地域的演變: 從深水埗到大角咀和荃灣
早年深水埗是香港的製衣業中心，集中了不少織廠、染廠和製衣廠，方便廠與廠之間流通原料和貨品。針織廠向區內製衣廠供應布料，送貨量如少至2、3匹，大多用單車送貨；若多至10匹，廠家會召三輪車服務，運送範圍可遠至大角咀。黃金商場昔日有不少染廠，其中大部份後來搬至大角咀，後來再遷到青山道和近美孚段的永康街。當年染廠在地下設廠，以加工形式經營，等候製衣廠落單。由於染廠有熱水供應，區坤祥讀小五、小六時，冬天經常到福華街鄰居染廠洗澡。
針織廠和製衣廠較多集中在青山道，後來成衣生意增加，製衣廠規模擴展，逐步分散至荃灣、葵涌設廠。針織廠規模擴張後，廠房遷出住宅，搬入正規的工廠投產。昔日福華街的大廈廠住混合，後來政府加強推行防火條例，工廠需要登記及領牌。區家鄰座大廈地下都是住宅，日後才改為門市或商舖。區坤祥父親曾在西洋菜街 (近黃竹街的深水埗段)和福華街設針織廠，同樣是前廠後居模式，全家合作經營。區坤祥長大後自立門戶，父親的工廠由弟弟繼承，因始終保留舊模式經營，難以面對競爭，終在1980年代結業。
- 香港配額談判代表團
1970年代至1980年代香港政府多次組織代表團參加國際商貿會議，與歐盟和美國談判紡織配額問題。代表團團長由工商貿易署副署長出任，副署長是首席談判代表。當年工商署署長是高級官員，等同現時的局長級官員；工商署直屬港府三名司長，正副署長全由洋人出任。陳永棋印象較深刻的代表團團表是苗禮善，苗後來出任貿易發展局總裁。陳永棋認為工商署是高官搖籃，不少政界名人曾出任工商署副署長，例如曾蔭權、葉劉淑儀、曾俊華、施祖祥、陳祖澤等。工商署與赴外談判期間，同時邀請紡織業諮詢委員會（Textile Advisory Board, TAB）成員赴會，以便即時提供建議。TAB成員由政府委任，由於配額由貿易公司和紡織廠商平分，因此成員來自工業界和商界。商界成員較著名者為鄧蓮如，她是太古貿易的代表，後來任職立法局和行政局，更被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器重，出任英國上議院議員。早期TAB的廠商代表有楊元龍、唐驥千、唐英年、陳瑞球、陳永棋、田元灝、田北俊、鄭維志、周偉偉、林根成、方鏗、馮國綸、林輝波、林宣武、梁君彥、張鑑泉、王培麗等人。TAB是香港首個工業界諮詢機構，1960年代至1970年代對政府施政影響鉅大，不少昔日TAB成員現時已成舉足輕重的人物。陳永棋早期曾代表澳門政府出席配額會議，澳門代表團成員計有曹其真、譚伯源、廖澤雲、吳榮烙等人，現今亦是當地社會名流。澳門業界代表部份由商會推選，部份由政府委任。
- 香港代表團在國際配額談判的角色
紡織配額會議在亞洲出口國與歐美入口國中展開，各國官員參與談判，出口國的廠商則待命提供意見，談判以國家為單位個別進行。香港代表團在亞洲各國扮演領導角色，當年不少港商在澳門、星加坡、馬來西亞、泰國等地開廠，該國紡織界代表大多是香港人，配額會議變相是香港紡織家族的聚會。陳永棋讚揚港英高官是出色談判者，例如苗學禮、陳祖澤、周德熙、曾蔭權、俞宗怡、葉劉淑怡等，港府堅持多邊協議原則（Bilateral Negotiation），要求美國遵守「關稅暨貿易總協定」（GATT）條款，不能以國力欺壓亞洲各國，否則必須退出GATT。港府官員在席上與美方平起平座，曾成功遏制美商來港巡廠這種要求。廠商在談判扮演顧問角色，不少港商在國外設廠，為政府提供大量資訊；陳永棋讚揚香港官員開明，收集意見時從善如流，並能實踐最終之方案。陳永棋回顧香港紡織業在戰後興起之背景，他認為內地政局動亂是關鍵因素，資金、技術和勞工因此流入香港，機緣巧合下造就香港繁榮的基石。
- 香港針織業的北移和沒落、兩次內地設廠的失敗(一)
1950年代至1990年代，香港紡織業一路上揚，1997年後開始沒落。政府加強勞工福利，例如限制女工的工時，規定女工不准在廠留夜，區坤祥的工廠24小時運作，全部聘用男工。他又認為政府對小廠家支援不足，中小型企業貸款額過低，還款期短，無濟於事。現時9成的本地製衣廠已北移內地，當地有充足勞工，成衣產量大量。染廠近年亦受制於排污環保條例，經營更見艱苦，大部份隨製衣廠北移。
留守本地的染廠大多規模小，技術水平倒退至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山寨形式，漂染產品不合乎規格，加上價錢不低，經營甚為困難。區坤祥將大部份布料運往內地漂染，偶爾才在港作少量漂染。北移的製衣廠如要運港產布料上內地漂染，進出口限制和手續複雜，製衣廠要領取「關簿」(海關手冊的俗稱)，上列布種和數量。領關簿的手續麻煩，怕麻煩的製衣廠乾脆請當地的針織廠和染廠合作，削減本港針織廠的生意。1997年本地針織業衰落，1999年區坤祥的工廠開始虧蝕，他估計現時本地運作的針織廠不足20間，較全盛時期減少95%。現時區坤祥的針織廠只接本地訂單。
隨着本地的製衣廠和染廠北移，1990年代區坤祥先後兩次往內地開廠，均以失敗告終。1990年在行家介紹下，他與中山的企業單位合辦針織廠，但由始至終不是個人包辦，經營並不理想，曾出現帳目問題，兩年後感不划算而放棄。中山設廠失敗數年後，區坤祥再接再勵，以獨資形式在佛山張槎開廠，當地有大量小型針織廠聚集，他將香港廠房的半數機器北移，中港兩地同時投產。約4、5年後因感不能與內地的針織同行競爭，最後放棄經營佛山廠，他估計在內地發展的針織廠家只有30%成功。
內地針織廠林立，區坤祥的製衣廠客戶北移後，未必與他繼續合作。北移的港資針織廠不信任內地師傅，大多派赴香港師傅駐廠，工資超過1萬元，而內地師傅只需1千餘元。此外，港人在內地設廠面臨不少限制，要請專人處理消防、報表等手續，令生產成本不能降低，競爭力不及內地個體戶工廠。雖然香港針織老行家較有經驗，明白客戶要求，織布品質較內地的同業為佳，但大部份製衣廠只著重價錢，因內地廠價錢很低，扣除次貨的問題，依然有利可圖，製衣廠都選擇向內地布廠落單。區坤祥認為香港針織業現時唯一優勢是輸港棉紗可退稅，因此本地胚布較內地便宜，惟本地缺少染廠及製衣廠配合。他認為若政策和經營環境不變，本地針織業前景不樂觀。
- 紡織業息微後針織廠家的應對策略、兩次內地設廠的失敗(二)
1989年北京民運後，內地改革開放更明朗化，本地的製衣廠和染廠加速北移。昔日深水埗的小型製衣廠在住宅樓上生產及售貨，小廠的生產線現已遷往內地，只在香港保留批發門市，現時留港的製衣廠少於10間。1990年代政府推出污水處理措施，對本地染廠形成不少限制，促使漂染行業北移。本地製衣廠和染廠的消失，賴以維生的織造廠更趨困難，1997年後更加式微。區坤祥的針織廠在北移風潮下，失去高達90%客源。現時本港的針織廠亦只有10多家。
大興織造公司客戶日趨流失後，減少工人數量，不再購買新機器，1990年代被迫隨大勢北上設廠。他先經行家的引介，赴中山與當地單位合資開廠，因與合作者意見不合，一年後他有感生意不划算而放棄。後來他又獨資在佛山設廠，租用1萬呎的廠房投產，從香港搬運部份機器上內地投產。大興的生產線北移後，仍在本港保留生產，區坤祥仍然要打理香港的廠務，因無法兩頭兼顧，最終結束佛山的針織廠。他感慨港商不易適應內地環境，在內地投資要親力親為，不能委託他人。結束內地生意後，香港廠房亦不斷收縮，不斷變賣機器，全廠工人只餘下3名，但也難於維持。
現時區坤祥的針織廠只有少量生產，專接本港交貨的生意，一般是低產量、起貨急的布辦訂單，例如底布、裡布等。由於內地的針織廠要大量生產，不接這類小批訂單，本地廠尚有碩果僅存的生存空間。近年區坤祥已停止研發新布種，他的工廠缺乏先進機器，難以織造新布種。韓國、台灣大量出產新貨，出口香港，對本地廠商構成壓力。香港缺乏原料種類，無法與韓國、台灣競爭。此外，新布辦即使成功開發，有關設計亦有可能被抄襲往內地投產。區坤祥曾推出過數種新布料，都無法吸引大訂單。現時他只等待客戶交布辦，只接有能力應付的訂單，除了維持少量生產業務，區坤祥亦向北移的製衣廠提供中介，替他們聯絡內地的織布行家投產。
- 排污政策與印染廠式微。回顧戰後香港印染業演變
處理污水成本提高，只是染廠結業原因之一。處理污水當然會增加成本，中國染廠為保護環境和承擔社會責任，處理污水不遺餘力。能源價格愈來愈高，2000年以前產量大，用水量多，公司仍認為處理污水所需的成本化算；但當生產量減低，公司便覺自身營運污水廠不化算。其實中國染廠有兩個選擇，排出污水若符合牌照規管範圍，便有權排放一定容量的污水，換言之，排出污水的COD（化學需氧量）低過一個數值，便不用交排污附加費；排出污水的COD高過某數值，則需繳交某數額的排污附加費，以此作為排污方法。中國染廠目前選擇交排污附加費，這樣做比自己營運污水處理廠更化算。元朗工業村近海處有一個公營的橫洲污水處理廠，規模相當大。目前工業村製造業廠家生產減少，排出污水不多，橫洲污水處理廠一星期開工不足，樂於處理中國染廠輸來的污水。污水處理後，流出后海灣，再流出大海，故褪色要求不高；若流出河流，則要加倍嚴格解決顏色問題。廠家支持環保，但大部分印染廠在1993年至1994年，都沒有條件做好環保措施。廠家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，獲稱頌為實業家，促進本地人就業，但到1993年至1994年被指為污染者，不少印染廠為免觸犯法例，選擇結業或遷離香港。
回顧戰後香港印染業的演變。陳健強對於1972年前自己尚未入行的印染業情況，大約知道上海紡織工業家因中國政權變更，跑來香港，帶動香港紡織業，開設紗廠、布廠、染廠等，大多集中荃灣、葵涌、觀塘等區。印染業在1974年至1975年曾有一個低潮，但很快恢復過來。1980年代初，印染業依然興旺，當時行內環保意識不強，工人供應充足，產品質素要求不高。當時人力是重要因素，內地移民供應大量廉價勞工。1980年代尾，政府開始推行排污政策，初時染廠勉強支撐，到1990年代排污政策正式上場，染廠紛紛結束，或者搬上內地。不過搬走的工廠亦不能維持很久，目前在珠三角的染廠已寥寥可數。1994年後，餘下的只是一些小型工廠。而中國染廠這時搬入元朗工業村，可算是碩果僅存，至2002年前經營狀況尚算滿意。近年油價持續飈升，價格競争力減弱，再加上周邊國家的競爭，香港連製衣業也撐不下去，很多製衣廠已搬到柬埔寨、越南、孟加拉等低成本國家，香港理工大學也已停止培訓紡織業生產人才。中國染廠知道要轉型才可維持，例如將生產外判給其他工廠代辦，減少香港廠房的產量。政府不支持製造業，沒有協助染廠做好排污，在燃油價格上沒有因時制宜，而且實行高地價政策，這些都是行業萎縮的主因。中國染廠曾於2001年至2002年與環保署打官司，中國染廠認為環保署抽驗污水程序有問題，最後獲得勝訴。
- 大興織造廠的客戶、深水埗的樓上山寨製衣廠、生產北移後山寨廠在地舖開設門市
大興織造公司的客戶分為「本港」製衣廠 (成衣本銷)和「出口」製衣廠(成衣外銷)，深水埗、長沙灣的山寨製衣廠大多屬「本港」形式，出產本地消費的時裝。本港廠不是接單後才生產，而是先出產成衣，待時裝零售商來採購。零售商主要在商場經營時裝店，沒有自己的生產線，有時因某時款成衣缺貨，為急於補充貨品，零售商親自到製衣廠，等候車衣女工完工，可即時取貨。本港製衣廠是先生產後賣貨，要承受因衣服滯銷而蝕本的風險，故本地廠的老闆大多具備潮流觸覺，或只先作少量投產，測試市場反應後，若銷量佳可吸引製衣廠落訂單。部份山寨製衣廠經營外銷成衣，歐美客戶透過貿易行向他們落單。當年「本港」和「出口」的小型製衣廠聚集開設，現時大部份已遷往內地，仍在本地生產的分散至荃灣、葵涌及觀塘等區。
1980年代南昌街和汝洲街是山寨製衣廠的集中地，不少廠商在住宅大廈樓上設廠，車衣工場分佈於大廈全層。典型的山寨廠由夫妻在住宅創辦，僱用數名工人，擺放幾部衣車和鈒骨衣車。出產的時裝同時在單位內批發出售，商場的零售店知悉樓上門市的地址，自行上樓挑選買貨。1980年代至1990年代批發時裝廠是大興織造公司的大客戶，佔去針織廠三分之一的生意額。
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後，樓上的山寨製衣廠將廠房北移，1980年代香港成衣業非常興旺，訂單需求不斷增加，已北移的山寨製衣廠在樓下地舖設門市，主要集中在長沙灣道及荔枝角青山道，展示時裝貨辦，並在舖後設寫字樓，即時與客人落訂單。山寨廠門市搬到地舖後，客戶已不限於本地買家，非洲和東南亞的客戶亦來港揀貨落單。地舖門市是方便的交易平台，方便買家找尋製衣廠商，可即時揀貨和落單；地舖是廠家的信譽保證，方便客戶在落訂後與製衣廠保持聯絡。地舖租金昂貴，大舖動輒要10多萬元月租，地舖只做出口批發，不設成衣零售。
1990年代初是香港針織業的蓬勃時期，區坤祥曾參考外國雜誌，了解流行的布種，然後研發彈力布料，並自行到染廠少量漂染，然後向時裝製衣廠推銷。新布種集中在本地推銷，新布料製成的時裝可即時在地舖擺賣，多在深水埗長沙灣道的時裝批發公司，以便迅速了解市場反應；如在外國推銷，則沒有這種便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