吳國強兄弟

吳國強兄弟的祖父吳北興早年行船，直至1922年因腳傷離職。祖父住在衙前圍村，家族在圍外有1至2間屋。祖母姓彭，寶安九龍的鄉村人，她唱粵語歌很了得，出口成歌。祖父母最少有5名子女，父親吳華友排第二，有一兄、兩妹和一弟。國強兄弟未見過伯父，聽祖母說他有個「嚤囉仔」的外號；他不及弟弟華友聰明，讀書機會也不多。大姑早年住在衙前圍，戰後仍在港定居。細姑幼時已送人撫養。叔父華權生於1925年，戰時參加游擊隊抗日，1944年19歲時犠牲。日治時代祖母仍住在衙前圍，1944年因生活困難，她帶着國強兄弟的兩個姐姐回國，在東莞、惠州尋找東江縱隊接濟。當年日軍因擴建機場收地，拆了吳華友家族的屋，日後他寫了一張欠單，列出日軍對他們家的虧欠，但平日他從不跟後人談及衙前圍的房產。

吳華友生於1905年，幼時讀過3年書，輟學後做過散工，1922年接替他父親行船，在昌興輪船公司俄國皇后輪做海員，同船工作的衙前圍村民有陳權等數人。1925年省港大罷工爆發，輪船正從温哥華駛回香港途中，父親和工友嚮應運動，在神戶上岸罷工。父親出自貧家，年輕人又較激情，因感受帝國主義的壓迫，累積下來的情感一觸即發。神戶的共產黨人動員他回國，随即到上海從事罷工海員的接待工作，自此全職參加革命，1925年12月經陳春林的介紹入黨。他在上海組織海員俱樂部「餘閒樂社」作門面，實際從事地下宣傳和組織。

父親吳華友行船生涯只有3年，1925年後在上海從事革命工作，利用海員組織為掩護。1928年他獲黨中央調派蘇聯學習，因張作霖遇害事件而未能成行，影響了日後的仕途。在上海期間父親曾調往中央特科，負責運送物資。1932年因中央機關被破壞，父親獲派至紅都瑞金，出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文化部的負責人，從事工人的宣傳和組織。後來他調任閩浙贛省工會聯合會籌備處主任，未幾又擔當閩北分區工會主任和紅軍游擊隊司令，在閩北跟國民黨軍戰鬥。1936年閩浙贛省委失去中央的消息，派父親突圍尋找聯系，搜尋未果後輾轉返回香港。國共合作抗日後，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，廖承志成立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，父親與辦事處接洽後，獲分配到新四軍南昌辦事處，出任副官處主任(中校軍銜)，負責抗戰宣傳和後勤運輸。

1938年底吳華友因健康問題，獲調派至新四軍司令部組織部，他要求到延安學習，但陳雲認為他是廣東人，分配他到北江參加抗戰，打入國民黨的救濟總隊第九分隊，向青年宣傳抗日，曾在從化牛背脊與日軍作戰。1941年國民黨破壞粵北的中共組織，抓捕共產黨員，父親逃回九龍衙前圍。他與吳渭池和廖發組織衙前圍自衛隊，但不打正共產黨旗號，動員了20多名青壯年村民抗日，包括國強兄弟的叔父華權，他加入了東江縱隊。廖發是中共黨員，當時在省委調查部工作，他本身是衙前圍村民。香港淪陷後日軍入村捉拿共產黨人，父親離港找東江縱隊司令曾生，國強兄弟的祖母後來亦帶他們的兩個姐姐投靠吳華友。父親在東縱司令部做副官，後來曾生委派他做特別交通員，成立秘密組織「冰島」，跟美國第十三航空隊聯系，直至1945年抗戰勝利。

抗戰勝利後東江縱隊北撤，父親吳華友因已年屆40歲，沒有隨部隊北撤，留港參與香港海員工會的事務，實際聽命中共中央華南分局，協助運送民主人士到廣州。1946年父親透過組織安排在港結婚，妻子是東江縱隊的交通員，這是他的第三任太太。父親先後娶妻3次，第一位太太是天津人，兩人在上海做革命工作而相識，後父親計劃赴蘇聯學習，將太太送回天津娘家。第二任太太是開平人，1936年在港成婚，她是國強兄弟兩位姐姐的生母，香港淪陷期間離世。第三任太太姓王，即國強兄弟的生母，她原籍寶安大埔龜頭嶺，生於1913年，她不識字，幼時做過童養媳。1941年她參加了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，負責帶信等交通工作。1946至1949年父母在衙前圍居住，1949年吳國強出生。

廣州解放前夕，父親接華南分局命令，調回廣州參加接收的任務，先接管廣州海員工會，隨即出任交通部廣州航務局航務處處長，自此在廣州定居。1950年初他擔任廣東人民支前司令部海船徵集處處長，參與解放海南島。戰事結束後任交通部黃埔港辦事處處長，1953年當港務局工會主席，屬行政級別13級的高級幹部。1956年他籌備中國海員工會廣州療養院，1958年落成後擔任院長。1966年文革爆發後，父親被打成走資派，最大罪名是曾跟劉少奇共事。1968年起他被非法扣押長達4年，直至1972年獲釋。復出後他在廣東省職業病防治院任事，1978年搬到老紅軍老幹部休養所，1983年正式離休。按資歷父親的官階應高於13級，但他兩袖清風，多次拒絕升級，昔日的部下解放後官階都比他要高。

淪陷時期吳國強兄弟的祖母帶着他們的兩位姐姐離港，投靠在東江縱隊大隊部的吳華友，獲司令曾生接待和安置，祖母在部隊幫忙煮飯。和平後吳華友帶家屬回港，但原來衙前圍村的住屋(位於圍外，即今啟德明渠)已被日軍拆遷。1946至1949年華友在港定居，長子國強於1949年出生，但日後無法找回出世紙。廣州解放前夕，父親接獲華南分局通知，執行接收廣州的任務。父親不經羅湖過關，以偷渡方式北上。1950年底父親接他母親、妻子和兒女(即國強及其二姐)回國，自此全家在廣州定居。細姑早年已交人供養，去向不明，後來她曾到廣州探望華友家。大姑留港定居，她住在九龍塘模範村，經常上廣州探望她母親，國堅定期跟她有書信往來。母親原籍大埔龜頭嶺，娘家是客家人，她父親是有名的土醫生。母親的家境貧困，解放後華友接他岳母和三個舅仔來廣州安居。父親當年在黃埔港任事，但他公私分明，不用人唯親，只安排大舅仔做碼頭裝卸工，甚至不准妻子工作。母親只是義務的居委會主任，直至文革期間華友出事，其後轉任工廠工人。

衙前圍吳氏分為四房，以九世吳成達祖為總太公，各房推舉一名司理，代表本房管理吳成達祖的事務。祖堂有一個印章，該印一分為四，由4名司理保管，簽文件時要4人蓋印，後才改為簽字作實。吳華友是衙前圍吳氏的長房成員，因共產黨不提倡宗族，他不理衙前圍的事，亦很少對國強兄弟提及家族事務。後來長房司理棄職，職位由華友繼任，他保管着四份一個印章，主要向幼子國富交代族中事務。1950年代末港英政府要求徵收吳氏祠堂的地皮，吳渭池率領一幫村民上廣州求助吳華友，華友將事件轉告廣東省副省長、廣州市市長曾生(前東江縱隊司令)，由曾生接洽廣東省外事辦，再上報中國外交部，最終以外交途徑解決，港英政府作出讓步，同意為吳成達祖重建祠堂和祠校。

吳國強於1949年在衙前圍出生，1955年入廣州黃埔港的航道工程局職工子弟學校讀小一，小二時轉往海珠區的新鳳凰直街小學，就讀小二至小六。小學畢業後他入讀廣州市總工會開辦的職工子弟學校，1965年初三畢業，考入廣州海運學校，修讀海船駕駛，希望跟隨父親行船。未幾因校址問題，他被調往廈門集美航海學校，一年後文革爆發，他參與大串連而輟學。1968年他分配到海南島八所港務局做裝卸工，4年後獲廣東省委組織部調回廣州。其後他到黃埔倉庫的救生筏檢修站工作，未幾調往海運局供應署供應科任職，管理和檢修船上消防、救生等物資，約1年後升為供應科副科長。1993年海運局體制改革，他出任廣州氣脹式救生筏檢收站站長，2009年以正科級的級別退休。

吳國堅於1951年在廣州黃埔出生，1958年至1964年就讀小學，後考入廣州外語學校，該校招收幹部子弟為主。1966年因文革爆發停課，1968年他分配到海南島瓊山縣的農場工作。1973年9月考入廣州外語學院(即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前身)修讀法語，1976年12月畢業，1977年獲分配到廣州市第39中任教法語。1981年轉到廣州師範學院任職，1988年出任外語系辦公室主任。1994年學院成立新聞傳播系，他調任為該系的黨總支副書記，2000年他出任廣州市教師資格認定辦公室副主任，出任此職至2006年，以副處級的級別退休，終生留在教育戰線。

吳國富生於1952年，是國強和國堅的弟弟，1959年入讀新鳳凰直街小學，讀至小學畢業。1965年考入廣州五十二中，翌年因文革爆發而停學，1968年他插隊到博羅縣長寧公社務農。1973年入讀廣州市財經職業學校(中專)，1975年畢業後分配到建設銀行，後升至信貸處副處長。1995年因病去世。國強兄弟有兩位姐姐，大姐生於1937年，日治時代被賣往東莞、寶安一帶，在農村替人看牛，日後父親吳華友接返團聚；二姐生於1941年，就讀航道工程局職工子弟學校，讀畢小六後輟學，先後在紡織廠、拖拉機廠和機床廠工作，任職工人直至退休。

吳國強兄弟不曾在衙前圍生活，父親吳華友很少跟他們談村事，間中有寫信問候香港的親戚，亦只限阿姑一家。兄弟較多接觸的衙前圍人是吳渭池，他幾乎每年來廣州探望吳華友，甚至一年幾次。他每次逼留幾天，住在新亞酒店，但他只跟華友談話，華友不跟兒子交代談話的內容。吳渭池有位女兒在廣州定居，嫁給在解放軍四野服役的北方人，但現時兄弟已跟她失去聯絡。隨同吳渭池上省的還有「金妹姑」，兄弟早年已跟她熟絡，日後來港時亦順道探望她。梁錫麟是吳渭池契仔，改革開放後他經常帶團體到廣州旅遊，入住省委調查部的招待所，他在廣州時大多相約國強兄弟聚舊。吳仲元日治時期是東江縱隊成員，和平後他沒有隨隊北撤，留港當差至退休。1978年後他幾乎每年上廣州探望吳華友，並與東縱老戰友聚會。此外，衙前圍有些村民是海員，例如吳仲元的哥哥容興。每當輪船停泊黃埔港，他們便上岸探望華友，在黃埔的海員俱樂部聚會。

吳國堅首次到衙前圍是1988年12月，當時他從法國返廣州路經香港，在港停留約一週，表弟(即祖母的姨甥孫，石澳人)帶他四處逛，某天他專程到衙前圍，當年村屋仍很齊全。國堅跟村長吳九會面，又到金妹姑家探訪，他在天后宮捐了30元香火錢，又在吳氏宗祠燒香。他在村逼留了幾個小時，初次回鄉時他心情激動，心想終於知道鄉下的面貌。

吳國強在1998年首次回鄉，以司理身份來港辦事。事緣長房司理最初由吳漁池出任，後由吳華友接替，1992年華友去世，長房司理懸空，三弟國富來港與族人商議此事，因政府要求吳成達祖各房必須推舉司理，長房另外兩家分別因移民英國和沒有男丁，無法產生繼任人，國富於是推舉大哥出任。隨後國強在廣州的公証署簽訂文件，交給香港的族人登報公告，正式接替父職。他當年獲發400元鞋金，供奔走辦事之用。

1998年吳國強來港為祖堂簽署文件，他以探親為由申請出境。他的通行證上出生地一欄填「香港」，通關時香港關員很困惑，不明白他為何沒有香港身份證，又問他的鄉下在何處，國強說他老家是九龍衙前圍，經過一輪擾攘後才放行。首次入村時他感覺如同回家，在鄉公所與吳九和梁錫麟等人聊天，到訪金妹姑家，與其他房的族人見面。這是他出任司理期間的唯一一次來港，平日主要跟吳九和梁錫麟聯絡。2000年代長房有人去信西貢民政處，反對國強擔任司理，梁錫麟上廣州跟他談及此事，國強建議改由定居英國的瑞權接任，國強做了幾年便辭任。他對衙前圍了解有限，亦不熟悉同房的另外兩家人。

吳國強兄弟在內地長大和工作，早年父親指示他們填寫履歷文件時，在籍貫的欄目只填「寶安」，不提九龍及衙前圍。直至四人幫下台後，他們交代籍貫時才寫「香港九龍衙前圍」，但聊天時一向跟人說鄉下是「香港」。因昔日沒有書信往來，加上不知在港族人的電話號碼，他們很少主動關心衙前圍的事，只在族人上廣州找他們議事，才附帶問一問圍村的近況。國強曾偶然收看香港電視台的「鏗鏘集」，知道了不少衙前圍的消息。他們沒有出席打醮和祭祖，某次有人通告打醮的消息，但兄弟因不便抽身沒有返港。對於近年的清拆和重建，他們希望可保留故鄉，若拆村是事在必行，亦最少要保留「衙前圍」之名。兄弟對故鄉的感情深厚，因祖先在此生活幾百年，而且衙前圍是一條革命村，出了一個很早已參加革命的吳華友，在香港不易找到同類的人。他們有要事來香港時，曾帶子女順道參觀故鄉，入祠堂裝香，跟後人說「這是我們的鄉下」、「祠堂供奉的是我們的祖先」。回歸後中港兩地往來便捷，他們希望可更頻密的回鄉看看。

昔日跟吳華友家來往較多的族人包括吳渭池、吳仲元、吳容興等人，大多是他們上廣州找華友，國強他們較少落香港聚會。早年吳華友家與吳渭池的親友來往較密，包括他住在廣州的女兒，但文革時吳華友出事，親人都不敢聯絡他，以免殃及池魚，動亂導致家破人亡，文革以後大家沒有聯絡了。吳炳輝(編按: 即吳顯芳)亦經常跟隨吳渭池探望華友，他是吳氏第四房的族人，屬國強兄弟的叔輩。吳國堅估計他是革命幹部之類，在中共接收廣州時期回國定居，他住在廣州文化公園一帶，在廣州做過廠長，起碼是科級幹部。1970年代初吳華友獲釋後，廣州的糧食供應困難，他因身份特殊獲優待，得雞肉、魚肉等供給，炳輝經常到華友家食飯，未幾華友家搬遷，他們才跟炳輝失去聯絡。廖發亦是華友家交往較密的衙前圍人，戰時他是中共地下黨人，解放後任職省委調查部，負責收集港澳台的情報，因工作關係較多進出香港。在華友搬入幹部離休所時，廖發仍有前往探訪，當年他住在農林上路。

吳國堅兄弟認為他們在內地生活，跟香港的族人肯定有差異，可能表達和寫字的方式不同，但畢竟大家是鄉親，感情上實際沒有芥蒂。吳國強從不計較中港差異，父親從不欽羡香港，即使香港較富裕，居民較易出國發展，國強受着父親的影響，在1960年代偷渡潮期間，亦沒有去香港的打算。兄弟認為父親為人正氣，艱苦樸素，不為名利。按華友參加革命的資歷，早已是中央級幹部，他在1925年入黨，紅軍時期已是省級干部，但終生只個12級幹部，早年的共事者如陳雲、劉少奇等，解放後已出任中央要職。因父親是廣東人和香港人，仕途上受到排擠；加上他從不理會訂級的事，寧願自己不升，也要讓別人升級。文革前全國高幹不多(等如市級的局長)，父親身為13級高幹，仍踏單車到省委開會。抗美援朝時他嚮應號召，盡捐家財為國買戰機，可說是一心為黨和革命。父親深受黃埔港工人愛戴，離開黃埔數十年後，工人仍惦記他。1979年透過某個春節晚會，昔日的福建戰友聽聞父親近況，驚悉他事隔多年後仍健在，並為他仍只是12級幹部而吃驚。

吳國強兄弟認為現今官場貪腐嚴重，很難找到像父親不貪不佔、不為後人謀工作的人，他的作風更見可貴。兄弟畢生深受父親為人的影響，國堅感嘆為何香港衙前圍出了父親這樣的人，這樣純正的共產黨員。「香港人」身份對父親一代影響較大，兄弟小時候對此理解不多，直至文革時才了解當局限制使用港籍的幹部，怕他們是裡通外敵的間諜，這種限制在文革後才逐漸減少，此時兄弟才敢認是香港人。國堅為香港人的身份感到驕傲和榮幸，他認為香港人思想進步，革命風氣誕生早，1920年代爆發海員罷工和省港大罷工；國強認為香港人有拚搏精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