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師傅

江師傅來港時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約有2000多名工人，分為印鈔和印書兩大部門，印鈔工人約有2000人，印書工人只有約100人。他入職時中華有3種出糧方法，即日薪制、月薪制和包薪制。日薪制的員工最欠保障，有工開時才來廠。月薪制的員工包括廠長、學徒、師傅、寫字樓職員，江師傅入職時是月薪工人，每月70元。當時規定若老闆出售公司，學徒亦一併轉售，為新老闆打工。江師傅認為包薪工人最着數，多勞多得。檢查銀紙的工人以包薪制出糧，他們要核對銀紙號碼有沒有出錯，而印刷和制版車間都沒有包薪工人。 

某次有位同事約江師傅踏單車，但江師傅不會騎車，只好坐在同事的單車尾，他們在土瓜灣、紅磡一帶遊車，怎料遭一輛私家車攔路，司機說騎單車尾是犯法，帶兩人上差館報案。江師傅與差人言語不通，隨後差館找了一個說半咸淡上海話的人，通知他們本地法例不允許騎車尾，原本是要罰款5元(當時江師傅的日薪只有約2毫)，但念在他們不懂法例，這次便網開一面。其實江師傅聽不太懂那位傳譯的說話，只堅持自己沒有犯法。 

中華印刷的廠房沒有宿舍，只有警衛在門口駐守，工人都住在廠外，江師傅入廠學師時住在落山道的宿舍，這是連成一排、規格相同的7間平房，位於落山道、靠背壟道交界的斜坡，山邊還有不少田地。宿舍由一間木箱公司向中華免費提供，該公司為中華的供應木箱。凡是單身工人都可住宿，包括學徒和師傅，大多是祖籍江、浙兩省的工人。每間平房約200呎、住6人，由公司編配入住，江師傅的室友都是學徒。宿舍沒有廚房，7屋共用外面搭建的簡陋洗手間。 

中華印刷廠內其中一座3層高大樓的天台是籃球場，舉行過香港新聞出版界籃球比賽。長城電影公司、鳳凰電影公司因出版畫報，屬於出版界的成員，有份派隊來廠參賽。對賽的雙方由抽簽決定，不分出版和新聞組別。電影公司的球員有男有女，但夏夢、石慧等頂級女明星從不落場，只在場邊做啦啦隊；代表中華的全是男工，江師傅沒有參賽，只是啦啦隊的一員。中華是插五星旗的工廠，鑑於政治背景，參賽的都是行內左派機構，中華未與其他行業的工廠對賽。 

1946年至1949年是中華印刷廠的黃金時代。當年高層、高技術師傅都是上海人，本地工人做低技術、低層的工種。中華聘用1千多名女工，其中9成是本地人，負責驗鈔和點數。1949年中華不再印鈔，規模大幅收縮，只印書本、支票、畫報等，驗鈔女工解散離廠，但領月薪的長工續留。1949年後中華只餘下約300名工人。 

1949年內地解放，不少上海資本家來港，土瓜灣出現了4、5間紗廠，管理人員及工人亦隨廠從上海來港。隨着人口增加，土瓜灣的舖頭變得興旺。由於上海人初來港時吃不慣廣東菜，土瓜灣出現了不少上海舖，即上海食店和南貨店，現今這些舖頭已所餘無幾。南貨店售賣冬筍、竹筍、咸豬肉、火腿、百葉、蠶豆等上海食材，很多上海工人帶妻室來港，太太在家煮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