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師傅

1930年江師傅生於家鄉浙江奉化，讀至中二輟學往上海打工，他有位親戚在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工作，他介紹江師傅到香港的中華印刷廠上班。1947年5月江師傅抵港，在中華任職至1993年12月退休。他來港時中華的全名是「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」，全廠約有2000多名工人，分為印鈔和印書兩大部門，印鈔工人約有2000人，印書工人只有約100人。員工上班時要載公司襟章，以示識認，印鈔和印書工人各載不同的款式。某次江師傅在彌敦道逛街時，看中洋服舖一間價值23元的恤衫，但他身上只有20元，事頭婆見他載着中華襟章，便告訴他自己亦在中華做工，批准他拿走恤衫，日後才返回付款。

江師傅最初做印刷車間學徒，3年後滿師成為師傅，幾年後被調往制版車間，直至1993年退休。他入職時中華有3種出糧方法，即日薪制、月薪制和包薪制。日薪制的員工最欠保障，有工開時才來廠。月薪制的員工包括廠長、學徒、師傅、寫字樓職員，江師傅入職時是月薪工人，每月70元。當時規定若老闆出售公司，學徒亦一併轉售，為新老闆打工。江師傅認為包薪工人最着數，多勞多得。檢查銀紙的工人以包薪制出糧，他們要核對銀紙號碼有沒有出錯，而印刷和制版車間都沒有包薪工人。

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工人的籍貫主要是上海、江蘇省、浙江省，其中江蘇人最多，來自常州、無錫和蘇州等地。江師傅指這是因為中華從上海來港設廠，工人都是從上海帶過來的，沒有在本地招工。江師傅由表姐夫(江太太的舅公)介紹入職中華，他最初在印刷車間工作，六七暴動時中華流失不少工人，他獲公司調升往制版車間。制版當年是較高級的工序，江師傅見過3個大學生做制版學徒。廠內各部門的工頭傾向請自己的同鄉，因此某部門便集中了某籍貫的工人。江師傅認為不同籍貫的工人不會形成小圈子，很多工人以廠為家，相處融洽。工人雖講不同的家鄉話，但江、浙兩省的鄉下話差不多，大致可以互通，而他們都會講一些上海話。

江師傅初來報到時住在公司宿舍，同住的有不少上海人。當年工時很長，從早上8點工作至晚上9點30分，他下班回宿舍便睡覺，整天都在工廠，就連星期日都要加班。他很少活動和節目，只間中在星期日4點收工後，聯同宿友看電影和食飯。某次有位同事約他踏單車，但江師傅不會騎車，只好坐在同事的單車尾，他們在土瓜灣、紅磡一帶遊車，怎料遭一輛私家車攔路，司機說騎單車尾是犯法，帶兩人上差館報案。江師傅與差人言語不通，隨後差館找了一個說半咸淡上海話的人，通知他們本地法例不允許騎車尾，原本是要罰款5元(當時江師傅的日薪只有約2元)，但念在他們不懂法例，這次便網開一面。其實江師傅聽不太懂那位傳譯的說話，只堅持自己沒有犯法。

中華印刷的廠房沒有宿舍，只有警衛在門口駐守，工人都住在廠外，江師傅入廠學師時住在落山道的宿舍，這是連成一排、規格相同的7間平房，位於落山道、靠背壟道交界的斜坡，山邊還有不少田地。宿舍由一間木箱公司向中華免費提供，該公司為中華的供應木箱。凡是單身工人都可住宿，包括學徒和師傅，大多是祖籍江、浙兩省的工人。每間平房約200呎、住6人，由公司編配入住，江師傅的室友都是學徒。宿舍沒有廚房，7屋共用外面搭建的簡陋洗手間。

中華的印刷車間分2班制，早班工時早上8點至晚上9點半，夜班是晚上9點至翌日8點，工人每週輪換1次。江師傅上夜班時，白天大多睡覺，但有時他上街閒逛。當時土瓜灣很荒蕪，馬頭圍道、落山道一帶仍有菜地，炮仗街旁仍是一個小山，現已剷平變成土瓜灣體育館。他有時走到海心廟碼頭，花費1毫坐擺渡上海心島，回程則免費。因小孩可免費坐船，江師傅曾帶幾個工友的孩子上島，小孩在沙灘玩耍，海心廟旁有人賣生海鮮。

中華的廠房由4條街包圍，即馬坑涌道(今中華大廈門口)、炮仗街、新山道和北帝街。隔着新山道與中華遙對的是南洋片場，旁邊是發出惡臭的牛骨粉廠，片場北面是蓋一電池廠，再北面是天廚味精廠，更遠的便是飛機場。江師傅從落山道的宿舍出發回廠時，途經不少大牌檔，凡工廠門口都有大牌檔，北帝街對面的馬頭圍道仍是菜地。

中華印刷廠有3幢3層高的樓宇，以及幾座平房，較大的一間在中央，其餘幾間較小的散佈各處。這些樓房都是生產車間，廠內另有不少空地。廠房被4條街包圍，四面都是住宅。中華的最高領導人是廠長，他的寫字樓在中央的平房，但他不住廠內。午飯時間是1個小時，公司間中提供伙食，派人在廠內煮食，工人在廠內用膳；在沒有伙食提供時，不少工人回家食飯，或光顧茶餐廳和茶樓。他曾在晚上走到南洋片場觀看拍片，但不知誰是明星。中華的工時很長，工人很少認識廠外朋友，加上蓋一電池廠和天廚味精不准外人參觀，江師傅不認識這些鄰近的工廠。當年中華每星期日休假，其他工廠的假期更少。

廠內其中一座3層高大樓的天台是籃球場，舉行過香港新聞出版界籃球比賽。長城電影公司、鳳凰電影公司因出版畫報，屬於出版界的成員，有份派隊來廠參賽。對賽的雙方由抽簽決定，不分出版和新聞組別。電影公司的球員有男有女，但夏夢、石蕙等頂級女明星從不落場，只在場邊做啦啦隊；代表中華的全是男工，江師傅沒有參賽，只是啦啦隊的一員。中華是插五星旗的工廠，鑑於政治背景，參賽的都是行內左派機構，中華未與其他行業的工廠對賽。

1946年至1949年是中華印刷廠的黃金時代。當年高層、高技術師傅都是上海人，本地工人做低技術、低層的工種。中華聘用1千多名女工，其中9成是本地人，負責驗鈔和點數。驗鈔很容易上手，包括檢驗鈔票號碼是否正確，鈔票的正面和背面是否等值，鈔票是否有污跡等。女工以肉眼驗鈔，大多是眼力好的年輕女工。另外，印鈔的工序繁雜，要由多個部門經手，一張銀紙由一個車間轉往另一車間時，需要大量人手點數。驗鈔的女工來自各區，如土瓜灣、紅磡、九龍城、深水埗等，她們由廠內工人介紹入職，並要有店舖擔保，中華沒有登報請人。驗鈔是薪金、舒服的工作，一般女工長年任職。1949年中華不再印鈔，規模大幅收縮，只印書本、支票、畫報等，驗鈔女工解散離廠，但領月薪的長工續留。1949年後中華只餘下約300名工人，以上海人為主，廠房仍保留原來的規模，直至興建中華大廈時才拆樓。土瓜灣的廠房運作至1992年，公司在大埔另建新廠。 

江師傅在中華印刷工作期間，先後住過落山道、土瓜灣道、下鄉道、中華大廈等地的公司宿舍。公司分配宿舍沒有既定政策，視乎員工表現等因素。員工無論上海人或本地人，只要找不到住處，便可申請公司的宿舍，但是否獲分派便很難說了。1949年後中華約有300多工人，部份住在公屋或自找住處。中華曾租用下鄉道的1個1千多呎唐樓單位做宿舍，單位設有4個房，分別由4名師傅入住(包括江師傅在內)，其中2名是單身，另2名攜眷住宿。1961或1962年單位業主收樓，並向中華發出賠償，中華批准工人領取賠償金，自行找地方搬遷，江師傅當時領到1千多元。他搬到紅磡榮光街的一個唐樓房間，該房約150呎，江師傅與另外兩名工友同住。他認為紅磡與土瓜灣分別不大，都是工人階級的地方，沒有高檔的食肄和房屋。他指出馬頭圍道和土瓜灣道的交界是兩區的分界點，榮光街剛好歸入紅磡的範圍。

江師傅初入中華打工時期，有時他在星期日下午4點下班後，聯同工友坐車到旺角看電影，當時土瓜灣沒有戲院。江師傅曾到山東街瓊華酒樓對面的勝利戲院看戲，觀看二輪國語片，門票只是1.2元，影片由國民黨制作。江師傅等工友聽不懂廣東話和英文，只好選擇看國語片，透過工友之間口耳相傳，不少中華工友到勝利戲院看戲。江師傅強調當年工時長，工人都着緊賺錢謀生，沒有時間歎世界。1949年後中華廠房仍舊行兩班制，但每班的工時縮短，早班是上午7點至4點，夜班時下午4點至12點。餘瑕時江師傅大多留在宿舍與工友打麻雀，間中出外逛街，有些師傅喜歡上舞廳，但他甚少前往。

1949年內地解放，不少上海資本家來港，土瓜灣出現了4、5間紗廠，管理人員及工人亦隨廠從上海來港。隨着人口增加，土瓜灣的舖頭變得興旺。由於上海人初來港時吃不慣廣東菜，土瓜灣出現了不少上海舖，即上海食店和南貨店，現今這些舖頭已所餘無幾。南貨店售賣冬筍、竹筍、咸豬肉、火腿、百葉、蠶豆等上海食材，很多上海工人帶妻室來港，太太在家煮食。中華廠內的食堂運作時，大多供應廣東菜。食堂停業時江師傅外去午飯，由於時間限制，他主要光顧冰廳或茶餐廳。冰廳只供應奶茶、咖啡和三文治，茶餐廳則有炒粉麵提供。此外，他有時與工友湊合包伙食(俗稱「食包飯」)，包飯有廣東菜和上海菜，廣東菜是四餸一湯，每人每餐花4毫，上海菜每人每餐花3元，有5至6個餸菜，包括豬腿、筍汁雞等高檔食物。

江師傅來港初時底薪70元，即日薪約2元，連同加班費，他月入約170至180元。中華的加班費十分厲害，正常工時是8個小時，其後4個小時的時薪以1.5倍計算(等如6小時的工資)，再後4個小時以2倍計算(等如「一工」即一天工資)，再後2個小時以4倍計算(等如一工)。廠內有幾個崗位要求工人24小時返工，例如電鍍缸24小時運作，看守工人全日上班，但實際不用時刻都工作，有時可在電鍍缸旁睡覺，隔一段時間醒來，檢察機器是否正常，他們的工資十分可觀。

江師傅與江太太在1979年3月結婚，兩人由江太太的姨媽介紹相識。江太太在1979年1月來港定居，初時到姨媽朋友在荃灣開辦的製衣廠工作，負責檢查皮衣，她與姨媽住在九龍塘。婚後夫妻住在新建的中華大廈，這是中華印刷廠已婚員工的宿舍，建於馬坑涌道的廠地上，樓高十一層，每層有14個單位，每單位實用面積700平方呎。江先生的單位間了兩個房，每個約100呎。婚後江太太轉往中華工作，在中華屬下的一間安全印務公司檢查支票，該部門只有女工，以廣東人為主，另外有位年老男師傅。部份女工住附近，部份住家遠至港島。她們大多是經介紹入職，10多歲便入廠工作，由左派學校轉介過來。

江太太憶述入廠初時，公司要求她加班至晚上8點，但她要買餸煮飯，只能加班至7點，當時一般女工願意加班，大家見她不願加班，紛紛感到詫異。江太太初來港時，對土瓜灣的印象是購物方便，她在區內活動以買餸為主，大多到炮仗街馬路邊的固定攤檔買餸。假期時夫妻大多到尖沙咀，留在區內時只逛一下紅磡商場。她們在中華大廈的鄰居全是工友，大家都鼓勵江太太講上海話，她的家鄉亦是上海，但聽懂江師傅的家鄉話。她與本地人的接觸多在檢查支票車間，當時社會普遍對新移民有些歧視，例如在酒樓時有人聽到她的外省口音，便顯出不同眼光，因此她在廠外較少接觸本地人。這跟江師傅在1949年前來港的情況不同，當時本地人都認為上海人很本事，更說上海人白鴿眼。事實上當時從上海來港的都是精英、知識份子，本身在上海有地位。

江師傅與江太太婚後(1979年)一直住在中華大廈，直至2008年搬往天水圍。事緣他們往天水圍參加舊同事聚會，在天水圍公園集合時，發現這區環境優美，不像報章上所說的惡劣，而土瓜灣沒有大公園，住天水圍的同事又對這區讚好，夫妻於是在天水圍置業，搬入一個私人屋苑。初時他們在中華大廈居住時要交租，初期租金是每呎6毫至8毫，後來他們以100至110萬元買入單位，因江師傅工齡長，買樓享用68折優惠，銀行沽值他們的單位約值200萬元。搬入天水圍後他們租出單位，後來便賣出了。

江師傅認為天水圍比土瓜灣乾淨，但在土瓜灣買東西較便宜。他們以為天水圍窮人多，物價較低，但實情並非如此。他搬入天水圍後，經常返回土瓜灣購物，他先在紅磡落車，然後往土瓜灣的方向逛街，主要買日用品和上海食材，如咸豬腿、冬筍、百葉等，這些都是天水圍不能買到的東西。他認為土瓜灣很方便，容易找到要買的東西，修理手機、機器的小舖遍佈街巷，但這些服務在天水圍不易找到。江師傅在土瓜灣住了60年，視土瓜灣為第二故鄉，對這區有不少感情，有空就回去逛街，並探望已退休的老同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