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志賢

1946年江志賢生於家鄉海豐梅隴，家鄉生活困難，父親先於1940年代來港，任職九龍巴士售票員，其後轉行做的士司機。父母生超過10名子女，江志賢排行第四，1948/1949年隨母親和兄姐來港，當年他仍是手抱之年。1950年江家搬入衙前圍，租住前排轉角位的村屋(編按: 大坑街和南邊街的交界)，出租者是姓陳的二房東，與江家份屬海豐鄉里。

戰後大量來港的移民在山邊搭屋，慈雲山和竹園的山邊遍佈木屋，衛生條件差劣，火災頻繁；江家不少親戚曾住木屋，江志賢的外婆在衙前圍旁邊搭屋(鄰近九龍城)，每年最少起火3次，居民都跳落大坑(編按: 啟德明渠)避火。1950年代江志賢的疏堂舅父和叔伯相繼來港，初到步時投靠他們家，在衙前圍村短暫寄居，江家儼如一個收容所，親屬在港安頓下來後才遷出。母親是家庭主婦，沒有正式的職業，但曾從衙前圍附近的山寨廠接工作，與子女在家織手襪和穿膠花，手襪每打工費有2毫和3毫，每日可賺數元。
 

江志賢家的住所位於衙前圍村前排的轉角位(編按: 大坑街與南邊街交界)，該屋是單層磚屋，據聞戰前是一間卜卜齋，屋前地台是1960年代填高的(編按: 村前空地較圍內的地基略高數級)。江家遷入時沒有自來水，江志賢與姐姐要到村外擔井水，衣服在水井旁洗滌，再帶回家晾曬。後來村前空地出現兩個街喉，一個由水務署安裝，另一個由衙前圍鄉長申請。當年有人用火水罐擔水售賣，供應偏僻的寮屋區，每桶售2毫或3毫。1960年代附近的徙置大廈落成，不少衙前圍住戶申請水喉，每屋有自己的水錶，自來水逐漸普及。

江志賢家所住的是平頂屋，與旁邊的瓦頂屋外觀不同；天花板以紅毛泥和石屎建成，闢有一個通風的天窗，平日蓋着木板或鋅鐵，打風時常被吹走。下雨時屋內便漏水，江志賢與村內朋友一同建簷篷，該屋先後修補過2至3次。江志賢小時候全屋住了10多人，包括寄居的親戚。天熱時舅父等人夜宿門外，睡在有木蝨的床板上，用米粉袋製成帳篷，遮擋陽光和霧水；屋內家人部份睡碌架床，當年每張床售20至30元；部份用轎櫈搭床板睡覺，轎櫈長約3、4呎，闊約10吋，兩張合併的轎櫈，上面可放3塊床板。冬天時全家擠在屋內，但親戚只是短期暫住，落腳後即另覓住處。屋內原有一個廚房，後改作江志賢婚後的新房，另在屋外補建廚房。1960年代住屋月租約60元，1977/1978年江志賢遷離時已加至100多元。

江志賢4歲時入讀啟德學校，就讀的班級類似幼稚園，每月學費3元，未幾無法負擔學費，轉往衙前圍村後山的福德學校。福德是天主教學校，有時學校派發奶粉，培民村和衙前圍的街坊紛紛排隊領取。後來他無法支付學費，轉讀城寨的德秀學校。隨後又因學費問題，改往龍崗道的樂善堂中學讀小四。不久又要離校，轉入在衙前圍舊吳氏宗祠辦學的愛群學校，繼續小四的學業；愛群搬入宗祠前，漢文師範同學會曾在上址辦學。未幾江志賢失學，賦閒在家，當時好友吳肇基在漢文師範同學會小學讀小五，剛好班上有一個剩餘學額，吳肇基上門介紹他插班入讀；兩人一同步行返學，從衙前圍走到旺角洗衣街，需時約35至40分鐘，可省回1毫車費。1960年江志賢在漢師小六畢業，但無緣參加小學會考，後自行報讀樂善堂中學，獲取錄升讀中一，惜未完成中一時輟學。江志賢感慨求學經歷坎坷，國文及算術不俗，可惜學業斷續，導致英文科未能跟上，考試經常不及格。

失學後江志賢在家閒居，他慶幸自己沒有學壞。14、15歲時他跟隨舅父和兄長到鋼鐵廠工作，先後在牛頭角的「香港」、「四海」打工，當年因營養不良，搬重物力量不夠，間中被燒紅的鐵枝燙傷。鋼鐵廠日薪6元，按開工日數出糧，每月逢2號和16號發薪，每月有兩天假期，一般在出糧後放假。江志賢喜歡返通宵班，因有2元的宵夜津貼；江志賢認為出糧是威風日子，他跟朋友到餐廳食早餐，上戲院看早場，戲票每張6毫，已算是不錯的娛樂。在鋼鐵廠打工2至3年後，江志賢投考警察，通過中文默寫和身體檢查後，正式考入警察學堂。學警的月薪是320元，收入遠較鋼鐵廠理想。1965年2月15日他加入警隊，直至2001年退休。

江志賢初中輟學後，在洋行任高級職員的疏堂舅父曾介紹他到洋行做後生，放工後可讀夜學進修，當時他把心不定，最終決定去鋼鐵廠打工。後來江志賢受到一名鄉里的影響，決心投考警察。這名鄉里比他年長一歲，住衙前圍北邊街的寮屋，江志賢讀中一時，鄉里的母親囑附江志賢陪她兒子找學校，他陪同鄉里報考界限街的某間中學。寮屋清拆後該名鄉里搬到觀塘，18歲已考入警隊。江志賢得悉後深受鼓舞，認為自己有能力一試。他認為鋼鐵廠工作艱辛，加上自己學歷不足，茫茫人海求職不易，只能選擇巴士售票員、消防員、司機等職業。學警的月薪約300元，比較起來算是不俗。父親反對他做警察，因老輩「好仔不當差」的觀念根深柢固。母親對他沒有特別期望，只求有份正常職業。

江志賢入學堂時職級是「警員」，1965年8月出學堂，初時在警署報案室當值。他計劃入職後到夜學讀英文，最終受人影響荒廢了學業，至今深以為憾。1971年他轉任探員(俗稱「雜差」)，守過油麻地和觀塘等警署，1976年升職做沙展。江志賢升職前已結婚，1976年長女出生，同年申請警察宿舍，後來搬離衙前圍。當年申請宿舍的條件主要視乎家庭人數和服役年期。"

衙前圍的小童喜歡在村前空地玩樂，江志賢幼時地台尚未出現(編按: 村前空地較圍內地基略高數級)。小童在空地跳橡筋繩，不分男女，有些人彈波子；媽廟(天后宮)和圍門下石轎是拍公仔紙的熱點。「掟仙」(投擲硬幣)是10多歲青少年的玩意，帶有賭博成份。村內有一對姓李兄弟，屬於外來居民，兄長據聞是名退伍軍人，在圍門前擺賣糖果、餅乾、花生等小吃，村民稱他為「瓜子伯」。後來瓜子伯經老輩村民協助，在圍門旁邊開舖(即今仁生堂藥房)，江志賢等小孩經常買零食，看着孩子長大的瓜子伯過身後，江志賢等青年送殯上山，瓜子伯的弟弟表示感激。賣小食的除了瓜子伯外，另有一位阿婆在村前空地賣炒麵，天后宮旁亦住了一對賣白粥油條的戴姓夫婦。

求學時江志賢幾乎每天在衙前圍村對面(新蒲崗)的泥地踢波，當年新蒲崗尚未有工廠大廈，不少村民和附近街坊在該處踢波，包括10多歲的少年和30多歲的成人。泥地沒有正規球場，街坊用木搭球門，沒有球網，並撒粉劃出場地界線。村民和街坊在泥地比賽，氣氛友好，只踢波不動武。衙前圍有幾位村民球技精湛，屬姚卓然、梁偉雄等人級數，如有球探賞識發掘，估計可在甲組立足。「衙前圍青年隊」(村民簡稱「衙青」)是村內唯一的正規球隊，該隊自備球衣，算有一定規模。

江志賢約11歲開始踢波，事緣他在愛群學校讀書時上體育課，學生獲安排在操場踢波，擺兩條柱射龍門，令他從此喜歡足球。當年10多歲的少年缺乏娛樂，衙前圍及週邊的年輕人聚在圍門前和新蒲崗的空地踢波。大成街街市昔日是飛機掉頭的地方，白天有警察守着閘口，確保航機升降順利。當時民航機不設夜航，每逢黃昏小童推開閘門，在機場的石地踢波，放兩塊石做球門。衙前圍有幾位喜歡踢球的長輩，例如德哥、有哥、吳水泉、永生酒舖的少東等。德哥學歷較高，除與後輩踢球外，亦講授處世道理和新聞時事，深得江志賢等人的尊敬。

江志賢在街邊踢波時，認識住在啟德村寮屋的阿雄(譯音)，他較江志賢年長約4、5年，家族從事雞蛋、鴨蛋等生意，算是薄有家財。阿雄在東頭邨道開檔賣蛋，江志賢等球友閒時幫他看檔。阿雄帶頭組織「塘青足球隊」，出錢買球衣和汽水。「塘青」是七人足球隊，來自衙前圍的成員只有江志賢和德仔(譯音)。江志賢在「塘青」踢了2、3年，平時他負責預訂球場和聯絡對手。他替球隊預約七人石地球場，又上鄉公所打電話約賽。當年《紅綠日報》闢有專頁，登載七人足球的比賽消息，各球隊以報章做中介人，邀請或回覆對方參賽。「塘青」每星期安排2至3場友賽，一般在下午2點至3點開波，大多在九龍城和楓樹街球場對賽。

其後江志賢到鋼鐵廠工作，踢波的機會越來越少，「塘青」未幾亦解散，球隊並未註冊，只有一個圖章。後來衙前圍的年輕人組織了「衙前圍青年隊」，當時江志賢已全職當差，甚少回村踢波，故沒有加入「衙青」。他當差後球技和體力已大不如前，加上要分神讀夜學，對足球的興趣減退，間中只代表所駐守的警署與同僚比賽。

江志賢小時侯天后誕已每年舉辦，昔日規模較小，主要是長者和婦女買燒豬拜神，小孩在旁觀看和食燒肉。當時婦女發起做會，每戶每月貢獻2至3元，在誕期每戶可分燒肉和雞蛋，添丁和添孫的家庭有額外獎勵。從1970年初開始，天后誕間中舉辦筵席，晚上在新蒲崗的酒樓設宴，但沒有今天的抽獎活動。

江志賢自1976年已在打醮幫忙，負責保管現金和找數。早年的天后誕和打醮由長輩籌備，年青人負責體力勞動的工作。打醮和天后誕是全村大眾的事務，參與者不限原居民和外姓村民，江志賢強調不必區分兩類村民，籌備的成敗視乎有沒有帶頭人。他認為有一種自然力量，驅使他出力做神功事，表達一份心意。這種感情難以明言，回村時見到小學同學和教自己踢波的人，透過閒聊、飲茶和旅行維繫情誼，跟童年密友共事是有意義之事，但街外人不易理解，總以為籌辦者有心揾着數。江家有拜當天和拜祖先的習慣，但江志賢幼年並不熱衷到媽廟上香，只在廟內拍公仔紙。
 

1966年的打醮主要由幾位長輩籌備，年輕人沒有過問，只做些「擔擔抬抬」的雜務。當時不少青年眼見長者忙碌，自發出面幫忙，但亦有袖手旁觀的村民。江志賢抱着平常心出力，在齋宴的會場維持秩序，他自覺不算十分投入，只想到大家同住本村，希望保佑村民平安和健康。江志賢依稀記得該屆打醮有按人頭簽香油的規定，例如每丁交5元或10元，由村民相互轉告。母親曾代表江家簽香油，其他成員亦可用個人名義隨喜捐助，視乎經濟能力。村民安裝公眾水喉時亦有類似的籌款辦法。

2006年衙前圍的天后誕和打醮同年舉辦，當時江志賢和吳志榮已退休。吳志榮致電通知江志賢出席天后誕，他應邀回村上香、簽香油和食燒肉。同年9月吳志榮突然致電江志賢，通知他翌日返回衙前圍，到至德公立學校開會，討論籌辦2006年的打醮。當年籌辦倉促，只有3個月的時間。吳志榮邀請江志賢與吳肇基出任財政，務求做到帳目清晰公正。江志賢考慮自己退休不久，腦筋尚算清醒，他認為籌備工作比他過往所做的雜務有挑戰性，加上志榮份屬他的多年老友，於是答應出任財政。

當年村民未預留一筆打醮的公款，經費只從村民和街坊招募，江志賢難以估計開支，不知香油錢等收入是否充夠開銷。江志賢、吳志榮及他妹夫計劃自掏腰包，墊支不足的款項，幸最終得有心人的贊助，眾人不用填數。江志賢考慮到自己是外姓人，曾自問接手財務是否適合。江志賢任職警界多年，了解帳目清晰的重要；為保障籌備者的利益，他與吳肇基將帳目管理制度化，進支收據一概有抄本備份，以備日後查核，易於取信他人。2007年起至今(編按: 2012年)天后誕的財務亦按照新訂辦法處理。

自母親遷出至1990年代期間，江志賢回村次數減少，直至近年退休後才較有閒回村。母親習慣了圍村生活，臨老遷離住了幾十年的老屋，霎時未能適應，令她鬱鬱寡歡，難免影響健康。他感慨如果母親不用遷走，可能活得更長命。昔日江家住所對面有兩個水果檔(編按: 東光道和東隆道交界的紅綠燈)，以帳篷和木板搭成，檔主及家人亦在檔內居住；其中一檔由一對潮州夫妻經營，育有一子一女，江志賢母親與事頭婆熟絡，其他相熟鄰居包括隔壁的三叔、大姨和巷內的唐太，但母親不喜歡和不善交際。江家與三叔、大姨實際並沒血緣關係，「三叔」、「大姨」只是一個慣常稱呼；姐姐認識幾位外姓少女，間中入屋探訪江家，與姐姐聊天和織手襪。

昔日江家生活困難，母親等圍村婦女向工廠的人領取工料，在家穿膠花和織手襪幫補家計，每打手襪工費約3毫、4毫，兩、三天後工廠的人取回製成品，再向山寨廠交貨。江志賢11、12歲時已在家幫忙，負責織手指頭的部份。當年社會福利不完善，圍村婦女自力更生，從事出賣勞力的工種，例如晚間到唐樓倒糞、到酒數倒餿水、到石礦場揼石仔等，穿膠花、織手襪已算不錯的工作。1970年代中生活條件改善，從事厭惡行業的衙前圍村民才慢慢減少。

他認為衙前圍有「6成」可算是鄉下，他從未返回海豐的家鄉。遷出後回村探望親友時，獲「三叔」、「三嬸」等人熱烈招待。他小時候另取名「如群」，踢波時大家稱為「如佬」，返村時長輩皆親切地叫「如佬」。昔日他有時上鄉公所聊天和打麻將，但現時全村已水靜河飛，環境大不如前。江志賢的兄弟姐妹早年已遷出衙前圍，欠缺吳志榮、吳肇基之類的畢生好友，對村事的投入和熱情有所不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