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富

戰前衙前圍陳姓人已遷至坑口，只餘陳水泉(水泉伯)一家在衙前圍。他是李富的父執輩，因略懂英文，經常代表衙前圍對外交涉。水泉伯在衙前圍與女兒終老，臨終前在家準備棺材。60歲後水泉伯在村閑居，平日喜歡在踎前坐籐椅休憩，李富幼時經常湊近，聽他訴說衙前圍的往事。昔日三姓祖在侯王廟附近定居，人丁單薄，經常被匪幫「打明火」(戰前民間對搶劫的俗稱)，後在衙前圍建村，四角建有炮樓，正門前設吊橋。為防範張保仔餘黨紅頭賊入村搶劫，每晚6、7點村民趕豬牛入圍內，拉起吊橋封村，直至翌日早上放橋。

李富幼時頑皮，經常到衙前圍的四週遊蕩，偷摘菓子廠的蕃石榴和山楂，又與羅三記的子弟到菜園摘芥蘭，切菜用豬油炒冷飯果腹，伴着雞蛋和豉油食用。圍外的「踎」有菜地和草地，村民任由雞隻活動，雞蛋隨地可拾。李富6、7歲已懂洗米煮飯，家中廚房有兩個鑊，一大一小。當年要燒草煮食，並只用豬油炒菜，未有生油。母親定期上山割草，出發前在廚房煲湯，某次李富趁母親不在，自己在鑊加水，後被母親取笑。

戰前村民燒火水燈照明，李富二叔出洋行船，從美國買玻璃燈回鄉。每天下午4點，李富清洗燈筒，準備晚上做功課時用。日治時期，村民改用較污濁的油燈，棉芯點燈時冒出黑煙。由於燈光不足，村民一般5點晚飯，天黑前已入睡。李富母親下午不用照顧兒子時，跟村內的婦女圍坐打牌，玩客家紙牌(六糊)消遣。1950年代李富婚後仍保持早睡早起，天未亮已起床照顧嬰孩，夫妻要餵奶和洗尿布。

戰前九龍城的茶樓包括「嶺南茶樓」、「統一茶樓」、「兄弟酒家」、「夢香酒家」，「酒家」檔次高於「茶樓」。當年茶樓以兩層的餐枱侍客，下層擺放翠牡花和棋子餅。李富6、7歲時家境不錯，星期六隨父親品茗，有人為巴結父親，自願充當「傍友」，讓年幼的李富「騎膊馬」出行。茶樓主要點心有叉燒包、排骨、糯米卷、糯米雞，冬季供應臘腸卷和雷公鑿。「雷公鑿」即豬潤皮包裏肥肉，咬下時擠出肥油。戰前茶樓較少供應牛肉，因牛主要用來耕田。

衙前圍村民之間如有糾紛，大多由各姓的長老出面平息。吳姓和李姓的長老具有無上權威，深受後輩尊敬。村與村之間如有衝突，由各村的有勢力者調停，例如國術師傅。當年衙前圍曾舞麒麟慶節，莆崗有村民攔截挑釁。戰前每村均有一、兩名師傅，指導村中子弟練武。李富父輩年代不少青年練武，李富童年時習武風氣已不如前。和平後生活緊張，村民忙於謀生，且練習場地愈見不足，習武之風更趨沒落。

「噗仙」是農曆七月和中秋上演的神功戲，主持人是「盲蛇」師傅。「盲蛇」住在衙前圍內的閒屋，單身終老，平日義務替村民辦理紅白二事，靠撿海產和摘菜維持兩餐。小童稱「噗仙」為「噗生牛仔」，開始時一名村民被鬼上身，全身隨着鑼鼓聲震動，身灼香枝亦不覺痛楚。 「噗仙」目的是驅走村中邪氣，吸引不少村童在圍門前聚集觀看。

七月初七的七姐誕有燒衣的習俗，鄉下人流行燒街衣祭幽。燒衣後有撒錢風俗，小孩爭搶掉在地上的一仙、二仙紙幣。小童到羅三記等商戶討錢時，高唱童謠:「燒衣唔撒紙錢，今晚事頭婆畀鬼擰」。七姐誕是戰前流行的民間節慶，終身不嫁的「阿嬤」(媽姐)尤其重視賀誕。

戰前衙前圍九約的太平清醮歷時數日數夜，事前在九約登告示，由村民報名捐款。九約是指衙前圍為首的九條村，包括沙埔、元嶺、隔坑、石鼓壟、打鼓嶺等村。當年村民抬天后行鄉歷時整天，隊列由衙前圍村民組成，父老若年過60享有坐橋的優待，喃嘸随隊進行法事。隊伍中有好奇尋樂的男女童，鑑於戰前民風保守，經常過家的女人被嘲「三八」，故16歲以上女童一般不參加行鄉。隊伍每抵達一村，該村父老在村口相迎，並備奉甘蔗、麵包、大光酥、煎堆、荷蘭水、檸檬水等小食。行鄉小孩享受美食，興高采烈，當時更有「咬蔗心」的遊戲。

昔日歲晚衙前圍的富戶準備豐富的賀年食品，例如米餅、年糕和煎堆。煎堆和年糕要分鑊炮制，傳統年糕厚6吋、長18吋，以松樹枝生火蒸24小時，煎堆則主要用作拜神。年三十晚村民以碌柚葉沖涼，換上新衣新鞋。踏入年初一前夕有「燒年更」之俗，村民在門口燒炮仗，燒至正月十五，這風俗維持至1960年代。城寨後山中部有一塊「叮噹石」，戰前村民搭竹棚擔梯，爬上石頭燒炮仗，地上的鞭仗衣厚達1呎。土瓜灣炮仗街「廣萬隆」是最有名的鞭仗舖。戰前新年時有不少水上人參拜侯王廟，當年香火較黃大仙廟興盛。

戰前大量衙前圍村民出外打工，圍內有不少丟空的閒屋。村民集中住在第一、二、三巷，每條巷住了4、5戶人家，至第四、五巷人口驟降，第六巷更是十室九空。入夜後小孩為免鬧鬼，不敢走近後面的3條巷。替村民做法事的「盲蛇」師傅住第四巷，精神失常的「懵婆」則住第五巷，有時她無故脫衣。廣州淪陷後不少難民湧港，租金和糧價上漲，衙前圍出現了200、300個新移民。圍內房屋升值，每房間和床位的月租分別漲至12元和3元，不少村民放棄養豬，將豬房租出賺大錢。

李富屬於衙前圍李氏的二房，祖父李觀福生三子，長子錦全是李富的父親，李富有一弟名李榮。李富二叔名娶古氏為妻，生一子一女，分別是李貴和李勤。其後古氏因肺癆而殁，二叔續弦娶石澳人王氏，生兩子名李華和李年。香港淪陷前夕，二叔染肺癆病去世。日治時期王氏攜兩子離開，至今失去聯絡；古氏的兩名子女餓死，李富弟弟亦被母親帶走，兩人失去聯絡。李富三叔無後，曾收養一子，但已失去聯絡，李富感嘆童年的伙伴大多已離世。

日治時期李富一家搬往九龍塘模範村，母親種田養雞，父親在香港仔藍鳥造船所上班。家人在模範村獲配3畝地，菜田和蕃薯田各佔一畝地，蕃薯除用作自家糧食外，剩餘者或作售賣，或當貨幣使用，每擔值百餘元軍票。患瘧疾的李富到九龍城市集看病，由余朝光西醫主診，每次付診金一擔蕃薯，最終李富靠敷艾草和飲薑湯治癒瘧疾。日治年代飲食不規律，大多每天吃兩餐，家人有空才煮食。蕃薯是主糧，間中用薯蕃葉(薯苗)煮粥，蕃薯飯已算最豐富。李富間中就地拔生番薯，未經清洗和煮熟即入口，曾感染迴蟲病，肚脹導致行走不便，最後向余朝光西醫求診，經打針食藥才治癒。

1960年代李富搬離衙前圍村，全家入住公務員宿舍。當年母親和弟弟仍在衙前圍居住，直至1980年代才出售住屋。遷離後李富和妻兒仍每天在村食晚飯，下午妻子攜兒子放學回村，幫忙做家務和煮食，晚飯後才回宿命入睡。1980年李富一家遷離公務員宿舍，搬入現時的彩雲邨單位。李富離開鄉村多年，居住環境不斷改善，完全沒有適應問題。衙前圍的屋沒有廁所，要用痰罐如廁，每日清早倒夜香；宿舍和屋邨有廁所，衛生條件大為改善。早年衙前圍居民每天到水井擔水沖涼，附近七層大廈落成後，改用大廈水喉水，然後煲水沖涼，李富搬至宿舍和屋邨後，改為使用石油氣和煤氣爐，熱水供應更方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