口述歷史
- 檢視
- 香港配額談判代表團
1970年代至1980年代香港政府多次組織代表團參加國際商貿會議，與歐盟和美國談判紡織配額問題。代表團團長由工商貿易署副署長出任，副署長是首席談判代表。當年工商署署長是高級官員，等同現時的局長級官員；工商署直屬港府三名司長，正副署長全由洋人出任。陳永棋印象較深刻的代表團團表是苗禮善，苗後來出任貿易發展局總裁。陳永棋認為工商署是高官搖籃，不少政界名人曾出任工商署副署長，例如曾蔭權、葉劉淑儀、曾俊華、施祖祥、陳祖澤等。工商署與赴外談判期間，同時邀請紡織業諮詢委員會（Textile Advisory Board, TAB）成員赴會，以便即時提供建議。TAB成員由政府委任，由於配額由貿易公司和紡織廠商平分，因此成員來自工業界和商界。商界成員較著名者為鄧蓮如，她是太古貿易的代表，後來任職立法局和行政局，更被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器重，出任英國上議院議員。早期TAB的廠商代表有楊元龍、唐驥千、唐英年、陳瑞球、陳永棋、田元灝、田北俊、鄭維志、周偉偉、林根成、方鏗、馮國綸、林輝波、林宣武、梁君彥、張鑑泉、王培麗等人。TAB是香港首個工業界諮詢機構，1960年代至1970年代對政府施政影響鉅大，不少昔日TAB成員現時已成舉足輕重的人物。陳永棋早期曾代表澳門政府出席配額會議，澳門代表團成員計有曹其真、譚伯源、廖澤雲、吳榮烙等人，現今亦是當地社會名流。澳門業界代表部份由商會推選，部份由政府委任。
- 香港代表團在國際配額談判的角色
紡織配額會議在亞洲出口國與歐美入口國中展開，各國官員參與談判，出口國的廠商則待命提供意見，談判以國家為單位個別進行。香港代表團在亞洲各國扮演領導角色，當年不少港商在澳門、星加坡、馬來西亞、泰國等地開廠，該國紡織界代表大多是香港人，配額會議變相是香港紡織家族的聚會。陳永棋讚揚港英高官是出色談判者，例如苗學禮、陳祖澤、周德熙、曾蔭權、俞宗怡、葉劉淑怡等，港府堅持多邊協議原則（Bilateral Negotiation），要求美國遵守「關稅暨貿易總協定」（GATT）條款，不能以國力欺壓亞洲各國，否則必須退出GATT。港府官員在席上與美方平起平座，曾成功遏制美商來港巡廠這種要求。廠商在談判扮演顧問角色，不少港商在國外設廠，為政府提供大量資訊；陳永棋讚揚香港官員開明，收集意見時從善如流，並能實踐最終之方案。陳永棋回顧香港紡織業在戰後興起之背景，他認為內地政局動亂是關鍵因素，資金、技術和勞工因此流入香港，機緣巧合下造就香港繁榮的基石。
- 大興織造廠的客戶、深水埗的樓上山寨製衣廠、生產北移後山寨廠在地舖開設門市
大興織造公司的客戶分為「本港」製衣廠 (成衣本銷)和「出口」製衣廠(成衣外銷)，深水埗、長沙灣的山寨製衣廠大多屬「本港」形式，出產本地消費的時裝。本港廠不是接單後才生產，而是先出產成衣，待時裝零售商來採購。零售商主要在商場經營時裝店，沒有自己的生產線，有時因某時款成衣缺貨，為急於補充貨品，零售商親自到製衣廠，等候車衣女工完工，可即時取貨。本港製衣廠是先生產後賣貨，要承受因衣服滯銷而蝕本的風險，故本地廠的老闆大多具備潮流觸覺，或只先作少量投產，測試市場反應後，若銷量佳可吸引製衣廠落訂單。部份山寨製衣廠經營外銷成衣，歐美客戶透過貿易行向他們落單。當年「本港」和「出口」的小型製衣廠聚集開設，現時大部份已遷往內地，仍在本地生產的分散至荃灣、葵涌及觀塘等區。
1980年代南昌街和汝洲街是山寨製衣廠的集中地，不少廠商在住宅大廈樓上設廠，車衣工場分佈於大廈全層。典型的山寨廠由夫妻在住宅創辦，僱用數名工人，擺放幾部衣車和鈒骨衣車。出產的時裝同時在單位內批發出售，商場的零售店知悉樓上門市的地址，自行上樓挑選買貨。1980年代至1990年代批發時裝廠是大興織造公司的大客戶，佔去針織廠三分之一的生意額。
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後，樓上的山寨製衣廠將廠房北移，1980年代香港成衣業非常興旺，訂單需求不斷增加，已北移的山寨製衣廠在樓下地舖設門市，主要集中在長沙灣道及荔枝角青山道，展示時裝貨辦，並在舖後設寫字樓，即時與客人落訂單。山寨廠門市搬到地舖後，客戶已不限於本地買家，非洲和東南亞的客戶亦來港揀貨落單。地舖門市是方便的交易平台，方便買家找尋製衣廠商，可即時揀貨和落單；地舖是廠家的信譽保證，方便客戶在落訂後與製衣廠保持聯絡。地舖租金昂貴，大舖動輒要10多萬元月租，地舖只做出口批發，不設成衣零售。
1990年代初是香港針織業的蓬勃時期，區坤祥曾參考外國雜誌，了解流行的布種，然後研發彈力布料，並自行到染廠少量漂染，然後向時裝製衣廠推銷。新布種集中在本地推銷，新布料製成的時裝可即時在地舖擺賣，多在深水埗長沙灣道的時裝批發公司，以便迅速了解市場反應；如在外國推銷，則沒有這種便捷。
- 香港製衣業歷史回顧：戰後的萌芽和起步、歐美配額問題、北移後的沒落
香港製衣業在戰後初年起步，當年香港有不少熟練車衣工人，廠商重視誠信和品質，加上良好的金融、通訊和交通等配套，而亞洲鄰近國家的工業尚未起步，未有對香港構成競爭，這都是製衣業興起的因素。1950年代香港成衣主要經洋行出口至非洲的英國屬地，後來直接向英國、美國、德國出口，製衣業踏入繁榮時期。1970年代初美國向港產成衣實施配額限制，初時港英政府將所有配額分予外資出口商（洋行），華資廠商大吃苦頭，其時任職工業總會製衣組主席的陳瑞球，聯同周忠繼、林根成等業界代表據理力爭，分途游說政府官員和立法局議員，最後成功爭取配額由出口洋行與廠商平均分配。陳瑞球與工業總會高層開會時，與會的高層大多是洋人商家，會議循例以英語進行，對華人廠商是一大難題，當時陳瑞球要求以粵語進行，成功說服洋人商家支持華人廠商的訴求，陳瑞球至今仍津津樂道。製衣廠商獲取半數配額後，再按各廠的產量分配，廠商亦可合法轉售配額予不獲配額的廠家。陳瑞球認為廠商持有一半配額，可提升議價能力 （bargaining power），不會任由洋行開天殺價，讓本地製衣廠有生存空間，因此促進香港製衣業蓬勃發展。1970年代末是香港製衣業的高峰，製衣廠聘用的工人佔製造業工人的4成，本地成衣出口總值佔港產製品的4成。美國配額政策推出後，不少本港廠商轉往東南亞和南亞國家設廠，利用當地未受配額限制的優勢，但港商設廠需要適應各國的政策和文化差異。1980年代隨着本地工資上漲，適值內地改革開放，不少港商北移設廠，香港成衣生產逐漸收縮，現時幾已消失殆盡。近年內地經營環境趨於惡化，政府規定最低工資，不少低薪工人要依法加薪，熟練工人見低技術工人獲加薪，當然向廠方爭取同等待遇，因此勞動成本上漲，陳瑞球多番嘆息工資問題拖垮香港廠商。此外，陳瑞球於內地守法設廠，外國品牌公司重視人權，間中派人到廠巡視，長江製衣依法支付工人加班費，不像某些內地同業剋扣工資。港商在內地設廠成本逐年上升，加上外國客戶不一定接受加價，陳瑞球認為港廠在內地前景不明朗。
- 戰後香港製衣業的萌芽（一）：恤衫品牌、出口市場
戰前香港只有為數不多的小型製衣廠，聘用30人以上者已算大廠，當年成衣主要供應本地市場。戰前華人不流行穿西式恤衫，習慣請裁縫訂造唐裝恤褲。本港製造業興起於戰後初年，以恤衫為主流產品，著名品牌有葉牌和鱷魚牌。製衣廠集中在長沙灣青山道一帶的橫街，該處較易招聘工人，且為布廠集中地。1950年代規模較大的公司有廣興泰、廣隆泰和鱷魚恤，大廠一般自建單棟式廠房。1950年代本地成衣主要供應非洲英屬地區，廠商透過洋行出口，及後開拓歐美市場，出口規模日漸擴大。陳瑞球於1949年創辦長江製衣，在青山道租用廠房，生產恤衫為主，並創立「博士牌」品牌，棉質的上價貨向星加坡、馬來亞和泰國出口，化學纖維質的料下價貨出口非洲。
- 戰後香港製衣業的萌芽（二）：主要製衣廠、產品
戰後初期香港主要製衣企業有麗新製衣、聯業紡織（TAL）、羅氏美光、堡獅龍（Bossini）、德昌製衣、永泰製衣、廣興泰和廣隆泰等。德昌由汪氏家族經營，主要從事電機生意，兼營成衣生產。永泰由鄭氏家族經營，現已轉型地產業務。當年方鏗、林根成和林百欣等人是製衣業老前輩，後起之秀則有楊釗。陳瑞球以廣興泰和廣隆泰為模範，兩廠由謝氏兄弟經營，約1951年於青山道建設單棟式廠房。創業初年長江製衣曾生產低價恤衫，透過印度洋行出口非洲英屬地區，不過只維持短短數年，其後一直以中高檔成衣為主流。1950年代初廣興泰和廣隆泰出產雨褸，在市場上獨佔鰲頭，長江曾短暫涉足雨褸，後因技術困難而放棄。長江製衣長年生產西褲，1970年代牛仔褲興旺，公司曾代理美國牌子「威格」，不過兩者所需生產設備不同，長江未有大量投入出產牛仔褲，集中經營牛仔褲貿易。現時長江出產的褲種包括西褲、休閒褲和運動褲。
- 戰後香港製衣業的四個發展階段
陳瑞球認為戰後製衣業可分為四個階段: （一）. 出口英屬地區時期。（二）. 出口歐美時期。（三）. 亞洲落後國家設廠時期。（四）. 內地設廠時期。1950年代港貨主要出口英聯邦國家（英國、南洋和非洲），主要是平價成衣。1960年代港產成衣開始出口歐美，其中以美國為最大市場，輸美成衣種類和檔次較多元，出口總值亦遠高於英聯邦國家，製衣業開始踏入蓬勃發展期。1970年代美國政府為保護本土工業，向香港等新興成衣出口地區實施配額限制，由最初的純棉成衣，將限制擴及滌綸纖維（Polyester）和化學纖維等成衣入口量。香港政府與美國談判滌綸纖維成衣配額時，陳瑞球時任紡織業諮詢委員會顧問（Textile Advisory Board），他聯同委員會內十多名本地製衣廠商，隨姬達（Jack Cater）等港英高官赴美開會。參加會議的只有政府官員，陳瑞球等廠家在酒店等消息，每日會後官員向廠家匯報會議情況，再徵詢廠家的意見。當年日本代表向美方屈服後，港英官員見形勢急轉直下，曾在凌晨4點喚醒一眾廠家，半夜三更臨時召開緊急會議，最終港方亦屈服於美方的配額安排。出口美國配額實施後，港商轉赴未受限制的東南亞和南亞設廠，並吸取當地充裕的廉價勞力和土地，例如長江曾到斯里蘭卡、緬甸、柬埔寨和孟加拉開廠。陳瑞球認為政府對港商到外地設廠的支援不大，大多是公司派人親自到當地考察，選取合適地址後再派駐管理人員。
- 本銷製衣廠和出口製衣廠
本地製衣廠分為「出口」（即產品外銷）和「本港」（即產品本銷）兩大類，出口廠比較正規，領有正式廠牌，嚴守勞工法例和消防條例等。出口成衣的尺寸要符合客戶要求，另由QC（品質檢驗人員）驗貨，碼數較為嚴謹；至於手工精細的成衣，有時呎碼未能完全準確，但一般仍可通過品檢。「本港」製衣廠多數是山寨廠，在舊樓民居設廠，佔地約1000平方呎，廠內只放10多台衣車，熨衣和裁床的工序相對簡單。山寨廠全廠只有10多名工人，分工不及毛織廠仔細。太子道有不少本港廠，製造西服和連身裙等成衣。當年香港經濟理想，本銷成衣銷路不錯。 本地裁剪師傅技術高，甚受歡迎；由於成衣裁剪尺碼自由度高，本港廠的師傅多喜歡在山寨廠工作。杜瑞雲任職的第一間製衣山寨廠佔用2層，天台是裁剪工場，三樓是車縫和熨衣的車間。車縫工全件成衣起貨，經人手挑腳、釘鈕和熨衣後，即可賣給客人。成衣款式由山寨廠構思，然後起製樣辦和宣傳。山寨廠一般沒有存貨，有訂單才開工，另寄賣一些產品。山寨廠老闆要認識時裝潮流，供應款式受歡迎的成衣，訂單將應接不瑕，換季時節尤其忙碌；某款式成衣的訂單由幾十件至幾百件不等，山寨廠裁床要善用布料起貨，提高廠方收入。有時淡季山寨廠沒有訂單，嚴重者1、2個月沒有收入，此時不少男工轉職出口廠。杜瑞雲入行製衣時，最初負責挑腳和鈒骨，因為她入行前已學會了摩打衣車，又有多年毛織經驗，製衣工作對她沒有難度。她在山寨製衣廠工作時，得到同事毫無保留的指導，加上她願意虛心受教，很快學會了不少手藝。
- 製衣廠的分科模式: 大分科和小分科
本地製衣廠的分工模式有「大分科」和「小分科」兩大類，前者可多達20、30個部門，後者有時是一名工人負責2、3個工序；車衣分為多少個工序，主要視乎衣服結構的複雜程度。大廠部門分工細緻，對初入行的學徒或養成工尤為合適，他們可從最簡易的工序起步。杜瑞雲認為招收完全不懂車衣者為學徒較佳，她可以從頭教授；略懂皮毛者反而不佳，因這類工人可能已培養不良的經驗。「達樂美」屬於小分科製衣廠，主要按成衣不同部件分科，如上袖、上領、絲裡、中熨、挑腳、鈒骨等，約有10個、8個部門。廠方推行生產分科的前提是利潤，要計算最快捷的起貨辦法，同時保障工人收入，確保他們的工作動力。「達樂美」屬於時裝廠，專營裙、衫、褸、褲等時裝，季節性生產，因此分科性質與常見的恤衫廠不同。 雖說工人分部門，亦要懂得車縫全件成衣，師傅訓練養成工時，亦授以不同步驟的車縫方法，直至他們學會全件起貨。「達樂美」辦房只有數名師傅，只設4個車位。過去「達樂美」有某歐洲客戶，每次都先由廠方打價，客戶都說產品價高，然後再找別家工廠打價，但最後還是向「達樂美」落單，因為對工廠品質有信心，不介意多付價錢。「Hero」則按服裝種類分科，製衣和梭織分成兩個部門，因兩者使用的設備不同。 「Hero」生產成衣貨辦，沒有「阿姐」監督和統籌，車衣工人要懂得做全件成衣，包括睡衣、針織衫、褸、半截裙、泳衣、釘珠衫裙等。「Hero」辦房規模較大，有10多名師傅，上市後師傅增至50多名，辦位有70多個。
- 製衣業「阿姐」的生產協調角色
杜瑞雲曾在「達樂美」任職「阿姐」（編按: 製衣業對女管工的「俗稱」），負責安排工人加班和生產外發的事務，協調工人和廠長之間的溝通。當年一般在趕貨才加班，是否加班由廠長決定。杜瑞雲在毛織廠工作時，經常晚上加班，有時可晚至11點；當任職的工廠不用加班，她相約同事到其他廠「炒更」，賺取車拉鍊的外快。她明白加班可為工人帶來額外收入，但工人在體力未必足以應付；因此她與廠長安排加班時，較注重工人收入，使他們加倍努力，確保訂單及早完成，工廠每月又可多接訂單，增加收入。本地製衣廠將車衣工序外發時，一般稍為壓低工錢，負責打價者要得老闆的信任。杜瑞雲在「達樂美」做管工時，某次她誤算外發工價，工人要求增加工資才願意動工。她力勸老闆支付低估的工錢，讓工人及早完成訂單， 以免影響其他工序的進度，日後再循其他途徑賺回。 車縫和熨衣等工序外發工價有異，杜瑞雲認為外發工打價全憑經驗。她盡量衡量各方利益，既為公司賺錢，亦為工人爭取合理工資。有時「阿姐」亦可將工序調動，避免因某部門的生產出現阻滯，影響全廠進度。